在香港這座高密度的石屎森林邊緣，一場無聲的衝突每日上演。野豬闖入市區翻找垃圾，猴子在郊野公園向遊人索食，這些景象從稀奇變為常態，反映的是城市擴張與野生動物生存空間日益激烈的碰撞。面對此況，社會上不時響起「驅趕」與「清除」的聲音，但作為一個自詡文明的國際都會，香港實需一套更符合動物福利、更具科學基礎，並着眼於長遠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存的人道管理策略。這不僅是動物福祉所需，更是城市可持續發展與社會文明程度的試金石。

• 問題的嚴峻性：從滋擾到衝突的升級

香港的野生動物管理問題，核心在於棲息地重疊與食物依賴的惡性循環。隨著新界北部等鄉郊地區持續發展，野生動物的自然棲息地不斷被侵蝕和碎片化。 與此同時，人類活動——無論是善意的餵飼，還是處理不當的垃圾——為野生動物提供了穩定且輕易的食物來源，嚴重扭曲了牠們的自然習性。

以猴子為例，過去遊人喜愛在金山郊野公園等地餵飼，導致猴子族群數目在過去多年急遽增長，更令牠們失去對人類的天然戒心，學會搶奪遊人手中的膠 袋。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的數據顯示，猴子滋擾個案在 2014 年至 2016年間，每年均維持在四百至五百多宗的高位。雖然同期未有錄得襲擊個案，但滋擾行為本身已對市民生活質素構成持續影響。

野豬問題則更為突顯安全風險。野豬從郊野走入市區覓食，不僅造成財產損 失，更對公眾安全構成實質威脅。雖然 2014 年時野豬傷人個案相對較少，但問題的根源——市區食物誘因與棲息地受壓——已然存在，為日後衝突升級埋下伏筆。這些動物並非天生具侵略性，其行為多是對人類改變其環境與食物鏈的直接反應。

• 現狀與困境：單一措施捉襟見肘
  
  2014 年前後，香港的野生動物管理政策已呈現多管齊下的雛形，但措施之間缺乏整合，且過度側重於事後補救。
  
  • 絕育計劃的局限與成效：漁護署自 2007 年起為金山、獅子山及城門郊野公園的猴群實施避孕及絕育計劃。數據證明此舉有一定成效，相關區域的猴子出 生率從 2008 年的約 78%下降至 2014 年左右的約 35%，群落數目在數年間也有所減少。然而，這是一個需要長期投入、見效緩慢的方案，且僅針對特定區域，無法迅速應對市區邊緣突發的滋擾問題。對於繁殖能力更強的野豬，絕育計劃在規模和速度上的挑戰則更大。
    
  • 禁餵執法的挑戰：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在指定禁餵地點餵飼野生動 物最高可被罰款一萬元。漁護署在 2014 年進行了 797 次相關巡邏，提出 67 宗 檢控，其中 65 宗成功。然而，平均每宗約 770 港元的罰款，其阻嚇力在當時已被質疑。執法亦面臨取證困難、資源有限等問題，難以全面遏止餵飼行為。
    
  • 以清除為導向的應急思維：當滋擾升級或出現安全威脅時，當時最直接的手段是誘捕和移走，甚至人道處理問題動物。這雖能即時消除局部風險，但並 未觸及根本。只要棲息地壓力和食物誘因仍在，新的個體很快會填補空缺，形成「治標不治本」的循環。

• 人道管理策略的核心：預防為先，科學為本
  
  要打破困境，必須將管理重心從末端處理轉向源頭預防，並以生態科學為規劃 基礎。一套人道的野生動物管理策略，應致力於重建人與動物之間健康的界線，目標是讓野生動物回歸自然覓食行為，而非依賴人類社群。
  
  此策略的核心支柱有三：
  
  • 消除人為食物誘因：這是最關鍵且最有效的一環。除了加強禁餵執法，更需從城市管理入手，例如在野生動物黑點全面改用防野生動物翻撈的腳踏式垃 圾箱，妥善管理郊野公園及民居周邊的果樹（及時採收成熟果實），並嚴格規管垃圾處理。
    
  • 棲息地管理與生態補償：在城市規劃初期，尤其在開發新發展區時，應進行野生動物影響評估。規劃中應盡量保留生態走廊，減少棲息地碎片化。同 時，可主動在郊野公園種植本地原生果樹，為猴子等動物提供更豐富的自然食物來源，吸引牠們遠離民居。
    
  • 公眾教育與社區參與：管理成功極度依賴公眾理解與合作。教育內容應超 越「切勿餵飼」的簡單告示，轉向向市民解釋餵飼的長遠害處、遇到野生動物時如何正確應對（如保持冷靜、不直視、收起食物），以及城市發展與野生動物保護的平衡關係。

• 給香港的政策建議：邁向和諧共存的藍圖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向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提出以下具體建議，以構建一套完整的人道野生動物管理框架：
  
  • 制訂《野生動物人道管理行動藍圖》：政府應牽頭，聯合漁護署、規劃署、食環署等部門，並諮詢生態學家、動物福利團體及社區代表，共同制訂一份長期的全港性行動藍圖。該藍圖應為不同物種（如野豬、猴子）及不同情境（如 郊野公園、市區邊緣、新發展區）設定清晰的管理目標、分階段策略和成效評估指標。
    
  • 強化法律與執法框架：
    
    • 提高罰則與增設定額罰款：檢討並提高《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中非法 餵飼的罰則，以增強阻嚇力。同時，可研究引入定額罰款制度，讓前線人員能更有效率地處理輕微違規行為。
      
    • 擴大與精明執法：根據野生動物活動動態，科學地檢討及擴展法定禁 餵區範圍。執法方式應結合巡邏、監察科技（如紅外線攝像機）及社區舉報網絡，提升效率。
      
  • 擴大並優化非致命性種群管理：
    
    • 在評估可行的基礎上，擴大猴子的避孕絕育計劃至更多族群，並將其恆常化、制度化，以穩定地控制其數量增長。
      
    • 積極研究並試行對野豬的避孕技術。儘管技術挑戰更大，但應作為一項中長期科研與應用方向予以資源支持，逐步減少對捕捉及人道處理的依賴。
      
• 將動物福利納入城市規劃法定程序：
  
  • 在新發展區（如當年的古洞北、洪水橋）的規劃階段，強制要求進行 生態影響評估，並制定具體的「動物安置與棲息地補償計劃」。
    
  • 預留土地或資源，用於建設動物收容中心、保護生態走廊，或在設計社區設施（如垃圾站、公園）時便融入防野生動物設計。
    
• 發起全港性的公眾教育運動：
  
  • 發動跨部門、多媒體的長期宣傳，以「野生動物，野生覓食」為主 題，透過學校教育、社區講座、宣傳短片，清晰傳遞「餵飼等同傷害」、「妥善處理垃圾」等核心訊息。
    
  • 為物業管理公司、鄉村代表及農戶提供技術支援和講座，教授實用的防範措施，如加裝防護圍欄、使用防擾設施等。
    

結語

對待野生動物的態度，丈量著一座城市的文明底線。簡單的驅趕或清除，只能換來短暫的安寧，卻加劇了生態的失衡與潛在的衝突。香港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我們可以選擇繼續被動反應，陷入無休止的衝突循環；也可以選擇主動規劃，以科學、人道與前瞻性的智慧，開創一條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存的新路。

這條道路要求政府展現出超越短期政治考驗的決斷力，要求規劃者具備融合生態與發展的遠見，更要求每一位市民承擔起成為負責任鄰居的義務。唯有如 此，我們才能確保香港的繁華，不會以野生動物的苦難和生態的多樣性凋零為代價，才能真正建設一個對所有生命都友善的宜居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