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二零二五年至二零二六年上半年，香港與台灣在動物福利政策領域各自經歷了重要的發展與反思。在香港，《2024年野生動物保護（修訂）條例》生效逾一年半，禁餵野鴿的執法成效初見，但野豬管理的人道爭議、《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修訂的長期拖延，以及北部都會區發展下的動物安置危機，持續引發社會關注。在台灣，流浪動物零撲殺政策實施多年後，收容所飽和與人犬衝突問題日益尖銳，《動物保護法》修法方向備受爭議，野生動物保育法亦有所修正。 這兩個經濟體，同樣面對都市化發展與動物福利之間的張力，同樣承受著公民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提升的期望，卻因各自的歷史脈絡、法律傳統與治理思維，走出了不同的政策路徑。本政策研究期刊旨在比較香港與台灣在動物福利政策方面的異同，分析兩地政策框架的結構性差異，並為香港未來的動物政策改革提供參考。 二、香港動物福利政策的現狀與困境 香港的動物福利法律框架主要由《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及《動物（實驗管制）條例》構成。然而，這套框架在面對現代動物福利理念時，顯得力不從心。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制定於近一個世紀前，最近一次實質修訂已是二十年前。該條例主要着眼於動物是否遭受殘酷對待，忽視動物的心理健康、基本照顧及整體福利，與現代動物福利理念存在明顯落差。政府早於二零一九年已提出修訂建議，旨在加重罰則並引入「謹慎責任」，但至二零二六年上半年，仍未正式向立法會提交審議。自由黨指出，香港的刑罰水平明顯偏低，與英國、紐西蘭及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相比存在顯著差距。 在野生動物管理方面，香港於二零二四年八月正式實施禁餵野鴿的修訂條例，將最高刑罰提高至罰款十萬元及監禁一年，並引入定額罰款機制。野豬數量從約一千八百頭降至約九百頭，滋擾黑點大幅減少。然而，二零二六年三月發生在竹園北邨的野豬一家八口被「人道處理」事件，引發了公眾對政策透明度的強烈質疑。同一地點相隔僅十天出現「八口被殺、五口放歸」的截然不同結果，決策依據——「一定體型」「具備自行覓食能力及活動能力」「潛在攻擊性和對公眾安全構成的風險相對較高」——缺乏量化標準和公開指引。 在動物安置方面，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導致大量貓狗因無法隨主人上樓而被遺棄。據悉僅洪水橋地區便有數千隻寵物的安置受到影響。洪水橋一個飼養數百隻羊的農場因收地面臨迫遷，場主引述署方稱羊群將被「人道毁滅」。香

一、禁餵野鴿：執法數字與執行困境 《2024年野生動物保護（修訂）條例》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一日生效，將禁止餵飼野生動物的規定擴展至涵蓋野鴿，並將非法餵飼的最高刑罰由罰款一萬元提高至十萬元及監禁一年，同時引入五千元定額罰款機制。漁護署聯同食環署、康文署及房屋署成立「跨部門禁餵執法工作小組」，約有二百二十名前線執法人員參與日常巡查。 修例的初步成效可見於野鴿數量的下降。根據漁護署委託顧問進行的全港野鴿數量調查，涵蓋全港約一百四十個統計點，結果顯示全港野鴿聚集點的野鴿總數由修例生效初期約一萬三千五百隻，下降至二零二五年第一季約一萬二千一百隻，降幅超過百分之十。 然而，執法數字背後存在顯著的執行瓶頸。自修例生效至二零二六年二月，各相關部門共接獲五千六百二十宗涉非法餵飼投訴，進行了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次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聯合執法八十五次。各部門合共發出四百三十五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針對野鴿發出的有二百四十張。然而，成功定罪個案僅二十六宗，罰款介乎一千元至一萬零五百元不等，而針對野豬的非法餵飼更錄得零宗成功定罪。 傳媒調查揭示了更深層的問題。二零二五年八月，無綫電視新聞部在不同地區拍攝到市民繼續餵鴿的畫面：旺角雀仔街旁邊的後巷，中午時分野鴿聚集等待「開飯」；堅尼地城海旁有一大班小朋友餵野鴿吃麵包；中環街市對開樓梯地上散落麵包碎，但該位置於三月已從野鳥聚集黑點名單剔除。有立法會議員質疑：「巡查這麼密，但檢控這麼少，其實我想大家都幻想到，可能巡查員到了那裡，見到沒人餵，可能他就離開。」 二零二六年一月，《星島日報》記者走訪葵芳邨、洗衣街兒童遊樂場及尖沙咀鐘樓，同樣發現有市民及遊客涉嫌違規餵飼野鴿。有居民反映，一名被稱為「雀仔媽咪」的長者在禁餵條例生效後，改將麵包碎藏於花槽內；另一名手持鐵罐的長者則快速揮手撒糧後快步離開，全程僅數秒，手法極其純熟。執法部門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發出近四百張針對非法餵飼野生動物或野鴿活動的罰單。 科技應用成為執法的新方向。漁護署於二零二五年九月起試用配備人工智能技術的監察系統，首階段於港鐵坑口站一帶餵飼黑點試行，至二零二五年第四季透過系統收集資訊成功向兩名非法餵飼野鴿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署方正探討於合適場地試驗人工智能巡邏機械人，持續審視引入科技協助打擊非法餵飼活動的成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根據二零二五年十二月最新數據，四十二個野鴿聚集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