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這座石屎森林的邊緣與縫隙中，生活著一群無聲的居民——社區流浪犬。牠們的命運，長期以來被一套以「捕捉-撲殺」為核心的陳舊管理政策所主宰。這套政策不僅在倫理上備受質疑，其長期有效性亦在國際上被證明是失敗的。面對公眾日益高漲的動物福利訴求，香港正站在動物管理政策的十字路口。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捕捉、絕育、放回」（TNR）計劃作為一種人道且科學的替代方案，在香港實現本地化與長效管理的可行性，並為政策轉型提出具體路線圖。 「捕捉-撲殺」政策的困局：無效循環與道德赤字 現行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執行的流浪犬管理政策，本質上是一種被動反應式的「移除」思維。其背後的邏輯是透過捕捉並人道毀滅街頭犬隻，以直接減少其數量。然而，大量生態學研究與國際實踐經驗表明，這種方法存在根本缺陷。當一個區域的犬隻被移除後，留下的生態位與食物資源會迅速吸引周邊地區的犬隻遷入填補，或因種群密度下降而觸發倖存個體提高繁殖率，導致數量快速反彈，形成一個持續耗費公帑卻無法根治問題的殘酷循環。 更關鍵的是，這種政策將生命簡化為待處理的「問題數字」，完全漠視動物福利，與香港社會日趨成熟的公民道德意識格格不入。每年數以千計健康犬隻被毀滅，不僅是生命的損失，也對參與執行的員工及知情公眾造成情感傷害。 2010 年香港大學的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已明確指出，現行法例零碎且落後，我們的管理思維亦必須與時並進。 「捕捉、絕育、放回」（TNR）：國際認可的人道替代方案 相較之下，「捕捉、絕育、放回」計劃代表一種從「對抗移除」轉向「科學管理」的範式革命。TNR 的標準程序包括：人道地誘捕目標區域內的所有流浪犬，由獸醫為其進行絕育手術、接種必要疫苗（如狂犬病疫苗）並施以標記（如剪耳），在康復後將牠們放歸原棲息地，由義工或社區進行後續監測與有限度照料。 其科學基礎在於，透過絕育從根源上阻斷繁殖，使特定區域內的犬隻數量隨時間自然、穩定地下降，最終達到種群消亡。絕育後的動物因性激素水平下降，其 roaming （遊蕩）、打鬥及嚎叫等滋擾行為會大幅減少，從而降低社區投 訴。同時，疫苗接種提升了群體健康水平，減少了人畜共患病的公共衛生風險。更重要的是，TNR 承認這些動物的生存權，讓已在社區中形成生態平衡的穩定群體得以安老，體現了人道精神。 TNR 在香港的實踐基礎與挑戰 值得重視的是，在香港推行 TNR 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已具備初步的實踐土壤。
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國際都會，其社會肌理中交織著深厚的傳統習俗與蓬勃的全球貿易。其中，使用野生動物製品入藥以追求健康，以及穿戴皮草以彰顯地位與美學的實踐，均是鮮明的文化與經濟活動。然而，當這些歷史悠久的傳統與當代動物保護理念及福利科學相遇時，產生了深刻的倫理張力與現實衝突。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基金會研究部認為，一個進步的社會必須具備審視與更新自身文化實踐的勇氣與智慧。本文旨在剖析傳統文化消費對本地及全球動物保護的複雜影響，並探索在尊重文化根源的同時，邁向更符合生態永續與動物福利的可持續之路。 傳統藥用消費：需求、監管落差與隱形苦難 以野生動物入藥的傳統，根植於深厚的文化與歷史認知之中。一項一九九六年的調查顯示，估計約有百分之六點八的香港成年人口定期使用含有野生動物成分的傳統中藥。儘管香港透過《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 章）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責任，規管瀕危物種的國際貿易，但現實中仍面臨多重挑戰。公眾對法規認識不足、執法資源受限，以及部分消費者對「野生」來源藥材抱持「更天然、更有效」的迷思，為非法貿易提供了潛在的市場空間。 這種需求不僅直接威脅如穿山甲、賽加羚羊、熊等瀕危物種的野外生存，其背後供應鏈所涉及的獵捕、運輸與圈養過程，更伴隨著嚴重的動物福利問題。例如，活熊取膽汁的殘忍做法，曾引發本地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抗議。許多被利用的動物在惡劣條件下被長期圈養，承受巨大的生理痛苦與心理壓力。然而，對於部分物種而言，可持續且符合福利標準的人工養殖技術在當時仍不成熟或成本高昂，使得完全取締野生來源面臨現實困難，亦凸顯了單純依賴禁絕手段的局限性。 皮草貿易樞紐：全球角色與本地道德抉擇 另一方面，香港是全球皮草貿易的重要轉口港。二零一零年的數據顯示，當時約有百分之九十三的進口服裝用毛皮經香港轉運至其他市場。這項貿易在帶來經濟活動的同時，也將香港置於全球動物福利爭議的焦點。皮草養殖場的動 物，如水貂、狐狸，通常被飼養在空間狹小的籠舍中，無法滿足其基本的自然行為需求，其屠宰方式也常因追求毛皮完整而未能優先考慮無痛快速死亡。儘管直接消費皮草的本地市民可能並非多數，但香港作為關鍵貿易節點的角色，使其對全球產業的動物福利標準負有不可迴避的連帶責任。 超越二元對立：探索文化傳承的創新轉化 面對這些挑戰，簡單的譴責或呼籲全面禁止，往往效果不彰，甚至可能激發文化對立情
在香港這座以美食聞名的都市，我們每日消費的豬肉、雞肉背後，隱藏著一個被法律與公眾視線長期忽視的群體——為我們提供肉食的經濟動物。然而，現行動物福利法例的嚴重殘缺，使得豬、雞等主要食用動物在養殖、運輸及屠宰過程中，其基本福利缺乏保障。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基金會研究部必須指出，這種法律上的漠視，不僅導致大量動物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更與香港作為一個文明國際都會的形象格格不入。我們亟待檢視並改革這套過時的制度，將動物福利的保護擴展至所有生命。 法律保障的嚴重失衡與根本性缺位 香港動物福利法律的核心困境在於其「選擇性保護」。現行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淵源可追溯至 1935 年，其設計初衷並非為了系統性地保障農場動物福利。而更具體的規管，則散見於以公共衛生為主要考量的《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規例》及相關附屬法例。這套陳舊的框架存在一個根本性缺陷：它對 牛、羊、山羊等動物設有較為明確的運輸及屠宰規管，但對於本港肉食消費最主要的來源——豬和雞，其福利保障幾乎是完全的法律空白。 這種荒謬的法律失衡意味著，佔本港食用動物絕大多數的豬與雞，從出生、飼 養、運輸到被宰殺的整個生命歷程，缺乏針對其物種特性而設的最低福利標 準。例如，牠們在擁擠的農場環境中是否享有基本的活動空間與墊料？在長時間的運輸途中是否有法定的休息、飲水與免受極端氣溫折磨的保障？在屠宰場面臨生命終結的那一刻，是否有法律確保其被有效且人道地擊暈，以避免巨大的恐懼與劇痛？對於這些關鍵問題，現行法例並未提供答案。2010 年香港大學的相關法律檢討報告已明確指出，本港法例零碎且落後，未能符合國際社會對動物福利日益增長的關注。 屠宰場內的隱蔽苦難與系統性失效 法律缺位的直接後果，體現在屠宰過程中的動物苦難。本會過往的調查及相關研究均揭露，本地部分屠宰場的操作存在嚴重的動物福利問題。為了驅趕害怕而躊躇不前的動物，工人使用電擊棒、棍棒或硬物擊打的情況並非罕見，這加劇了動物的恐懼與壓力。在卸載、驅趕及待宰過程中，動物常因擁擠、設施設計不當或粗暴對待而受傷。 最關鍵的人道屠宰環節——即通過有效的擊暈使動物在放血前瞬間失去知覺——存在顯著風險。有證據表明，用於豬只的電擊暈設備，其電壓參數可能低於國際認可的有效標準，這可能導致動物僅被麻痹而非完全失去知覺，從而在意識尚存的情況下經歷後續流程，承受極大的痛苦。此外，擊暈設備的維護不 當、操作員培訓
在香港這座光鮮的國際都會之下，隱藏著一條不見天日、缺乏監管的動物生產鏈。每日在寵物店櫥窗中向人們展示可愛形象的犬貓，其生命源頭往往源自法律與道德的灰色地帶。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基金會研究部必須指出，本港圍繞寵物繁殖與商業銷售的監管體系，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與漏洞，這不僅導致大量動物在幕後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更使消費者權益與公共衛生暴露於風險之中。現行以《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及《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規例》為核心的框架，早已與時代脫節，一場全面的制度改革已刻不容緩。 法律滯後與監管真空：滋生動物苦難的溫床 當前香港動物福利法例的核心問題在於「被動」與「零碎」。1935 年制定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旨在懲罰明顯的殘酷行為，卻無力規管那些雖未達到「殘酷」門檻、但長期且系統性的疏忽與剝削。這使得整個寵物繁殖產業幾乎在一個法律真空中運作。一項 2006 年的調查揭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全香港僅有兩名持牌的狗隻繁殖者。這與市場上龐大的寵物供應量形成了荒謬的 對比，意味著絕大多數作為商品交易的犬貓，來源成謎。這些無牌的「後院繁殖場」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準則，種用動物被視為生產機器，終生困於狹小鐵籠，不斷被迫繁殖，直至身體衰竭。幼畜則在缺乏適當社會化、醫療照護與環境刺激的惡劣條件下成長，導致身心問題叢生。 與此同時，寵物銷售環節的監管同樣形同虛設。雖然寵物店需根據《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規例》領取牌照，但發牌條件嚴重過時，僅側重於基本衞生與籠舍尺寸，對於動物福利的核心指標——如員工的動物護理知識強制培訓、動物的社會化需求、遺傳病篩查、患病個體的醫療保障等——完全沒有規定。更 為荒謬的是，即使店東因虐待動物而被定罪，發牌當局也無權因此而吊銷其寵物店牌照。這意味著，一個法律上的動物虐待者，可以繼續合法地經營寵物買賣生意，此一制度漏洞無異是對法治精神的公然嘲弄。 產業鏈下的多重風險：動物、消費者與社會的三輸局面 這種失控的產業鏈，創造了一個動物、消費者與社會「三輸」的局面。對動物而言，其苦難貫穿一生。對消費者而言，他們在資訊極度不對稱的情況下，往往購買到來自殘酷繁殖場、本身已帶有先天遺傳疾病或潛在行為問題的幼畜。這不僅導致高昂的後續醫療費用與情感創傷，更因動物行為問題而加劇了遺棄風險，形成惡性循環。對於社會整體，無監管的動物流動增加了人畜共患病傳播的潛在風險，而大量因健康或行為問題被遺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