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虐待動物案件從舉報到法庭判決，平均成功率不足10%，而近三分之一的受害動物在獲救後24小時內死亡或需被安樂死——這是香港在動物保護執法上面臨的殘酷現實。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其動物保護法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的核心框架可追溯至1935年。儘管社會對動物福利的關注與日俱增，但本港在處理虐待動物案件時，從執法、調查到檢控的整個鏈條，正面臨系統性數據缺失與結構性效率瓶頸。 2017年，特區政府重申對動物福利的重視，並已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處理相關案件。然而，要將政策承諾轉化為對動物的實質保護，亟需一場基於實證分析、針對執法效能的深度改革。 1被掩蓋的全貌：執法數據破碎化與案件黑數 要有效打擊罪行，首先必須看清罪行的全貌。然而，目前香港虐待動物案件的數據記錄呈現高度碎片化狀態。公眾、動物福利組織甚至政府部門，都難以掌握全局性的趨勢與模式。 關鍵的數據缺口體現在多個層面：不同部門（警方、漁護署、愛護動物協會）的舉報數字如何交叉與重疊？從接獲舉報到決定是否檢控，中間的調查時長與損耗率是多少？不同類型的虐待行為（主動虐待、疏忽照顧、商業剝削、動物囤積）的發生比例與地區分布為何？現時並無一個統一、公開的數據平台系統性地整合這些資訊。 這種數據黑數直接導致政策制定如同「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準確的基線數據，就無法科學評估現行措施的成效，也難以針對高發案地區或案件類型調配執法資源。根據一項對2013年至2019年間254宗已檢控案件的回顧研究，近30%的主動虐待案件和27%的疏忽照顧案件最終導致動物死亡或在獲救後24小時內須被安樂死。這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後，有多少是因系統反應遲緩而造成的悲劇，我們無從確知。 2執法鏈條的困境：從舉報到法庭的層層關卡即使案件成功進入執法視野，從調查、搜證到檢控的過程仍障礙重重。現行制度在幾個關鍵節點上存在明顯短板。首先，是舉證的專業門檻與法律挑戰。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檢控須證明施害者「故意」造成動物不必要的痛苦。在許多疏忽照顧或心理虐待案件中，證明這種主觀意圖極為困難。此外，法律規定了六個月的檢控時限，對於需要長時間觀察、蒐證的複雜案件（如持續性疏忽或囤積動物）構成巨大壓力。其次，前線人員的專業知識與部門協作有待加強。雖然政府已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但前線警員或漁護署人員在接報時，是否具備初步評估動物傷勢、穩定現場證據的知識？案件在警方、漁護
每週三的下午，香港一所特殊學校的課室裡，孩子們會安靜地等待一位特別的「助教」——一隻經過嚴格篩選和訓練的金毛尋回犬「陽光」。在治療師的引導下，害羞的孩子開始向「陽光」輕聲朗讀，自閉症兒童嘗試通過撫摸建立連接，康復中的病人則在與它的互動中重獲動作的協調與信心。這不是溫馨的片段，而是「動物輔助治療」在全球日益成為主流輔助醫療與社會服務手段的縮影。 2017年的香港，公眾對動物福利的關注已超越「不虐待」的底線，開始探索動物帶給社會的積極價值。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精神健康需求上升等社會議題日益凸顯。在此交匯點上，系統性地研究並推動「動物輔助治療與活動」在本港的發展，不僅能為動物福利開闢「創造社會價值」的新維度，更能為我們的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體系提供一種獨特而溫暖的補充方案。這絕非錦上添花，而是構建一個更共融、更健康社會的前瞻性投資。 一、何謂動物輔助治療？價值遠超陪伴 動物輔助干預是一個統稱，主要分為兩類： 其科學價值已得到國際廣泛認可。與治療動物的互動被證實能有效降低血壓、減緩心率、減輕壓力和焦慮感，並能刺激大腦釋放內啡肽等帶來愉悅感的化學物質。對於兒童發展、創傷後壓力症、癡呆症護理及康復治療等領域，動物可以作為突破溝通障礙、激發動機的強大媒介。對動物而言，參與這類工作若遵 循嚴格的福利準則（如自願參與、工作時常限制、壓力監測），也能獲得豐富的心理刺激與正向互動，實現「人與動物共贏」。二、香港的发展基础：民间热情与制度空白2017年，香港在此領域呈現「民間有熱忱，制度是真空」的鮮明特點。一方面，本地已有一些先驅機構與熱心人士自發地帶領治療犬或動物進行探訪活動，在社區中播下了美好的種子。一些特殊教育機構或康復中心也可能進行著零星但有益的嘗試。這些自下而上的努力，證明了社會需求的存在與模式的可行性。然而，若要將這種有益的互動規模化、專業化、安全化，香港面臨著基礎性的缺失： 三、政策促进的路线图：从构建基础到迈向融合要讓動物輔助治療從零散的善舉，發展為香港社會服務體系中一項可靠、可及的專業選項，需要一套從基礎建設到深度融合的戰略規劃。我們提出以下四步走的政策建議： 第一步：政府牽頭，建立跨部門指導委員會與專業標準。這是發展的基石。食物及衛生局應聯同社會福利署、教育局及相關專業團體，成立「動物輔助干預發展指導委員會」。其首要任務是借鑒國際經驗（如美國動物輔助干預協會的標準）
2015年1月，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協助兩個動物福利機構，分別在長洲及元朗大棠啟動了為期三年的流浪狗「捕捉、絕育、放回」（TNR）試驗計劃。至2017年，這項備受社會關注的試驗已行至中途。它不僅是對一種人道管理模式的檢驗，更是對香港能否建立一套科學、有效且富同理心的流浪動物治理體系的關鍵探索。站在2017年的時間點上，進行客觀的中期科學評估，並審視其成敗所繫的「社區參與」核心，對於優化政策、謀劃未來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一、試驗計劃：挑戰、機遇與中期的十字路口這項試驗計劃的背景，源於動物福利界長期倡議以絕育替代撲殺的人道管理理念。然而，將理念轉化為大規模的公共政策實踐，面臨多重複雜挑戰。首先，TNR的成功與否，在國際上有一個關鍵的科學門檻：必須在目標區域內持續實現極高的絕育率（通常認為需超過70%），才能有效中斷繁殖週期，從而使種群數量隨時間自然衰減。在長洲和大棠這類並非完全封閉的社區，如何防止新的未絕育犬隻因遺棄或遷徙而進入，是維持高絕育率的巨大挑戰。計劃的中期數據，應著重分析絕育覆蓋率的變化趨勢，以及其與流浪狗目擊數量、繁殖跡象之間的關聯，這是評估計劃是否走在正確軌道上的科學基石。其次，該計劃的實施本身，揭示了與現行法規的深層矛盾。為推動試驗，漁護署特別向計劃統籌者及照顧者，豁免了《狂犬病條例》（第421章）及《貓狗條例》（第167章）的相關條文。這項豁免措施雖屬必要，卻也凸顯了現有法律框架在管理理念上亟待更新。法例的初衷在於嚴格管制犬隻以保障公共衛生，而TNR則要求在一定條件下，容許已絕育、接種疫苗的犬隻在受監管下於 社區存在。這項矛盾是計劃從「試驗」邁向「常規政策」必須解決的根本性障礙。二、社區參與：超越技術執行的成敗關鍵如果說高絕育率是TNR的「科學之手」，那麼深入、持久的社區參與便是其「社會之足」。在2017年的中期節點上，社區參與的質量很可能是決定兩個試點最終成效差異的關鍵變量。社區參與遠不止於「不反對」或「被動接受」。一個成功的TNR項目，需要將餵飼者、關心動物的居民、地區領袖等轉化為積極的協作夥伴。他們的角色包括：協助辨識和穩定犬群、提供犬隻動態信息、在手術後分擔基礎照料與觀察責任，並在社區內扮演溝通與調解的角色。在長洲或大棠，是否形成了這樣一個有組織、獲支援的在地照顧者網絡？他們與統籌的動物福利機構之間的合作是否順暢、信任是否牢固？這些問
近期，社會對多宗涉及動物疏忽照顧的悲劇感到痛心與憤慨，再次暴露出本港動物保護法例的嚴重缺陷。現行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制定以來，其核心邏輯始終停留在「事後懲罰」：僅在虐待行為發生且能證明施害者有「故意」施加不必要的痛苦後，法律方能介入。這種框架，對大量因無知、冷漠或長期疏忽而導致的動物苦難——例如缺乏適當飲食與棲所、患病不得醫治、長期禁錮剝奪天性等——往往束手無策。法律淪為遲到的「清道夫」，無法擔當起事前預防的「守護者」。要扭轉這一困局，根本之道在於推動法例進行範式轉移，從「防止殘酷」提升至「保障福利」。其中，引入「謹慎責任」原則被廣泛視為改革的關鍵一步。然而，這一法律概念的移植絕非簡單地「搬字過紙」，其成功與否，取決於我們能否在2017年這個關鍵節點，完成細緻、務實且具前瞻性的立法技術準備。一、「謹慎責任」的內涵與其超越性「謹慎責任」並非空洞的口號，它要求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士（包括飼主、繁殖者、售賣者及機構管理者），必須採取積極合理的措施，以保障動物的基本福利需求。這實質上是將國際公認的動物「五大自由」——免於饑渴、免於不適、免於痛苦傷病、表達正常天性的自由，以及免於恐懼與緊迫——轉化為具法律約束力的責任。這一轉變的核心在於，法律關注的焦點從「你是否對動物施加了殘酷行為？」轉變為「你是否為保障動物的基本福利履行了應盡的責任？」。這意味著，即使飼主沒有主動施虐，但若因長期疏忽導致動物營養不良、身處惡劣環境或疾病纏身，亦可能因違反「謹慎責任」而須承擔法律後果。這正是將動物從法律上的「人類財產」地位，向需要被保障其固有福利的生命個體推進的關鍵。 二、立法技術準備面臨的核心挑戰在香港的法律與社會環境下，成功引入「謹慎責任」面臨幾項必須在立法前縝密研究的技術性挑戰： 再者，預先規劃行政與社會配套。在草案擬定的同時，應同步設計執法人員的培訓課程、公眾教育宣傳方案，並探討設立「動物福利支援基金」的可行性，為確有經濟困難的飼主提供基本協助，體現法律既講究責任也充滿關懷的雙重目標。結語2017年，是香港動物福利法現代化進程中至關重要的技術準備年。引入「謹慎責任」原則，是一項複雜的法律工程，其成敗繫於細節。我們呼籲特區政府展現決斷力，立即投入專業資源，開展深入、透明的立法技術準備工作。同時，亦呼籲立法會議員與社會各界積極關注並參與此過程，提供理性建議。唯有以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