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高度都市化的國際都會，其社區犬隻的管理政策，長期以來陷入「捕捉-撲殺」的慣性循環。這套依賴於移除與毀滅的舊有模式，不僅在倫理道德上備受質疑，其長期控制族群數量的「有效性」亦在國際上被廣泛證實為失敗。漁農自然護理署主導的這套做法，將生命簡化為待處理的「問題數字」，與香港社會日益成熟的動物福利意識形成尖銳對立。面對公眾的改革呼聲與動保理念的進步，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基金會研究部認為，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性的政策十字路口。是時候徹底檢視現行政策的根本缺陷，並嚴肅探討以「捕捉、絕育、放回」（Trap-Neuter-Return, TNR）計劃為核心的人道管理替代方案，為香港尋求一條兼具科學、人道與長遠效益的動物管理新路。 一、現行「捕捉-撲殺」政策的雙重失效：無效循環與道德赤字 現行政策的邏輯基於一個簡單的假設：透過物理移除街頭犬隻，可以直接降低其數量。然而，生態學與人口動力學研究早已戳破這一假象。當一個區域的犬隻被大量移除後，會立即產生「真空效應」：該地區原有的食物、棲息地等生存資源出現空缺，周邊地區的犬隻會迅速遷入填補，或因種群密度驟降而刺激倖存個體提高繁殖率，導致數量在短期內強力反彈。這形成了一個殘酷而徒勞的循環：政府不斷耗費公帑進行捕捉與撲殺，社區環境卻未見根本改善，動物的苦難周而復始。 更深刻的危機在於道德與社會成本。每年數以千計的健康動物被毀滅，不僅是生命的損失，也對執行人員及知情公眾造成情感傷害。這種政策傳遞了一種錯誤的價值觀，即動物是可以隨意處置的物件，而非值得尊重的生命。它無助於培養市民的責任感，反而加劇了社區與流浪動物之間的對立。2010 年香港大學的《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報告》已明確指出本地法例零碎落後，我們的管理思維亦必須與時俱進，從根本反思這種以毀滅為基礎的對抗模式。 二、TNR 作為科學與人道的替代方案：理論基礎與國際實踐 相較之下，「捕捉、絕育、放回」計劃代表著一種從「對抗移除」到「科學管 理」的典範轉移。TNR 的標準程序包括：人道誘捕目標區域內的所有流浪犬，由獸醫進行絕育手術、施以必要疫苗（如狂犬病疫苗）並作標記（如剪耳），在康復後將其放歸原棲息地，並由社區義工進行後續監測與有限度照料。 其科學原理在於，透過絕育從根源上阻斷繁殖，使特定區域內的犬隻數量隨時間自然、穩定地下降，最終達到種群消亡。絕育後的動物因性激素水平下降，其游蕩、為爭奪交配

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國際都會，其社會肌理中交織著深厚的傳統習俗與蓬勃的全球貿易。其中，使用野生動物製品入藥以追求健康，以及收藏與貿易觀賞性動物以滿足審美與興趣，均是歷史悠久的文化與經濟活動。然而，當這些承載著歷史記憶的實踐，與當代動物保護理念及生態科學認知正面相遇時，產生了深刻的倫理張力與現實衝突。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基金會研究部認為，一個進步且富有智慧的社會，必須具備審視與更新自身文化實踐的勇氣與能力。本文旨在剖析傳統文化消費對本地及全球動物保護的複雜影響，並探索在尊重文化根源的同時，邁向更符合生態永續與動物福利的可持續之路。 傳統藥用消費：龐大需求下的保育挑戰與動物苦難 以野生動物入藥的傳統，根植於華人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認知之中，其在香港的實踐規模不容忽視。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一項調查便顯示，估計約有百分之六點八的香港成年人口定期使用含有野生動物成分的傳統中藥。儘管香港早已透過《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 章）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責任，規管瀕危物種的國際貿易，但現實中仍面臨多重挑戰。公眾對法規認識不足、執法資源與走私活動之間的持續博弈，以及部分消費者對「野生」來源藥材抱持「更天然、更有效」的迷思，均為非法貿易提供了潛在的市場空間。 這種需求所帶來的影響是雙重而殘酷的。首先，它直接威脅如穿山甲、老虎、犀牛等多種瀕危物種的野外生存，驅動著跨國非法獵捕與走私鏈條。其次，其背後供應鏈所涉及的獵捕、運輸與圈養過程，往往伴隨著嚴重的動物福利問 題。例如，為獲取熊膽而進行的活熊取膽汁，或為取得新鮮鱗片而殘忍殺害穿山甲，這些過程中的動物承受著巨大的生理痛苦與心理恐懼。更值得深思的是，對於許多物種而言，可持續且符合動物福利標準的人工養殖技術在當時仍不成熟、成本高昂或存在爭議，這使得單純依賴取締野生來源面臨技術與經濟上的現實困難，也凸顯了問題的複雜性。 觀賞性動物貿易：隱藏在賞玩背後的生態與福利危機 除了藥用消費，香港作為自由港與貿易中心，也是全球觀賞性動物（如珍奇鳥類、爬蟲類、魚類等）貿易的重要樞紐。這項貿易在滿足部分人群飼養愛好的同時，也隱藏著嚴重的生態與動物福利風險。許多被交易的動物來自野外非法捕獵，這種掠奪性捕獲不僅危及野外種群穩定，在捕獲與長途運輸過程中，動物常因擁擠、不當處理、缺乏食物飲水而大量死亡，死亡率驚人。即使對於人工繁殖的個

在香港這個高度都市化的社會，動物福利議題日益受到關注，虐待動物、不負責任棄養等事件時有發生。然而，現行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側重於事後懲罰，猶如一道總是姍姍來遲的最後防線。要從根本上培育一個尊重生命的社會文化，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更前端、更具塑造力的領域——學校教育。將動物生命教育系統性地融入香港的正規學校課程，不僅是回應 2010 年《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報告》對公眾教育的呼籲，更是為香港動物福利政策優化奠基的關鍵一步。 一、 現狀審視：法律懲戒的局限與價值觀教育的真空 香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長期過度依賴於刑事法律對殘酷行為的阻嚇。然而，法律僅能界定行為的最低標準，無法主動培育公眾（尤其是下一代）對生命的同理心、尊重與積極的責任感。這種「懲罰為主、教育為輔」的模式，導致社會在動物議題上經常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局面。 檢視 2010 年的香港學校課程，不難發現其中存在顯著的「價值觀教育真空」。與動物相關的內容，僅零散地存在於小學常識科（如認識動物種類）或中學生物科（如學習動物生理結構），其教學目標主要停留在知識傳授層面。課程嚴重缺乏從生命倫理、動物感知能力、飼主責任及人與動物關係等角度出發的系統性教學。這種缺失使得學生難以將動物視為具有情感與需求的「生命個體」，從而無法內化出關懷與保護動物的行為動機。 二、 核心理念：動物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支柱 真正的動物生命教育，遠非簡單的「不要虐待動物」口號。它是一種深層的「人道教育」（Humane Education），其核心在於培養對所有生命（包括人類、動物與環境）的尊重、仁慈與責任感。這與全球教育界倡導的「全人教育」及「社會情緒學習」理念高度契合。 培養同理心與社會情緒能力：透過學習理解動物的行為、需求與情感，學生可以發展出更敏銳的觀察力與換位思考能力。這種從關懷動物中學習的同理心，能直接遷移至人際交往中，減少欺凌行為，促進和諧的社會關係。 塑造負責任的公民素養：動物福利議題涉及倫理選擇、公共政策與科學認知。探討相關議題（如流浪動物管理、經濟動物福利）能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道德判斷力及參與社會事務的意識，這正是培養未來負責任公民的關鍵。 鏈接「同一健康」的全球視野：教學中可以引入「同一健康」的概念，讓學生理解人類、動物與環境的健康緊密相連。例如，認識良好的農場動物福利有助於食品安全與公共衛生，保護野生

香港社會普遍自詡為愛護動物的文明城市，然而在我們城市的陰暗角落，一場由法律滯後所縱容的動物福利危機正每日上演。香港現行的動物福利核心法例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 章）——其立法精神可追溯至 1935 年。近七十五年過去，這條法律在面對今日高度商業化、卻缺乏監管的寵物繁殖與貿易產業時，顯得蒼白無力。2010 年香港大學的《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報告》已明確指出，現行法例僅能在動物遭受明顯的「殘酷」對待後作出反應，完全無法預防廣泛存在的疏忽照顧與系統性剝削。更令人震驚的是，該報告引 述的資料顯示，全香港當時僅有兩名持牌的狗隻繁殖者。這數字與市場上龐大 的寵物供應量形成荒謬對比，揭示出絕大多數的寵物繁殖活動均在「無牌」或「業餘愛好者」的灰色地帶中進行。這些所謂的「後院繁殖場」往往以營利為唯一目的，將動物置於惡劣的居住環境中，忽視其基本的生理與行為需求，大量繁殖帶有遺傳疾病或行為問題的動物。而現行法例對此幾乎束手無策。 產業監管的致命漏洞：從繁殖到銷售的全鏈條失守 寵物從出生到進入家庭的整個過程，存在一條環環相扣的監管斷鏈。在繁殖環節，法律處於真空地帶。除非繁殖場所的環境惡劣到構成「殘酷」行為，否則其飼養密度、種母的繁殖頻率、遺傳篩查、幼犬社會化訓練等直接影響動物終 身福利的環節，完全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許多繁殖母犬被當作「生產機器」，終生困於狹小籠中，不斷懷孕生產，直至身體耗竭。在銷售環節，則存在過時且無效的發牌制度。根據《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規例》，寵物店出售動物需要領取牌照。然而，該牌照的發牌條件嚴重過時，主要側重於衞生與設施尺 寸，對動物本身的福利標準、員工的動物護理知識培訓、以及患病動物的醫療 保障等關鍵要求隻字未提。更為荒謬的是，即使店東因虐待動物而被定罪，食環署署長亦無權因此吊銷其寵物店牌照。這意味著一個被定罪的動物虐待者，可以合法地繼續經營寵物生意，此制度漏洞是對法治精神的嘲弄。在消費環 節，無知與衝動購買形成惡性循環。由於缺乏強制性的售前信息披露，消費者往往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購買了來自殘酷繁殖場、本身已帶有健康或行為問題的幼犬幼貓。這不僅導致動物終身受苦，也引發了因行為問題而遭遺棄的悲劇，加劇了流浪動物問題。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支持在寵物店實施保障動物福利的道德政策，足見公眾期望與政策落後的巨大落差。 政策優化路線圖：邁向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