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這座高密度的石屎森林邊緣，一場無聲的衝突每日上演。野豬闖入市區翻找垃圾，猴子在郊野公園向遊人索食，這些景象從稀奇變為常態，反映的是城市擴張與野生動物生存空間日益激烈的碰撞。面對此況，社會上不時響起「驅趕」與「清除」的聲音，但作為一個自詡文明的國際都會，香港實需一套更符合動物福利、更具科學基礎，並着眼於長遠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存的人道管理策略。這不僅是動物福祉所需，更是城市可持續發展與社會文明程度的試金石。 香港的野生動物管理問題，核心在於棲息地重疊與食物依賴的惡性循環。隨著新界北部等鄉郊地區持續發展，野生動物的自然棲息地不斷被侵蝕和碎片化。 與此同時，人類活動——無論是善意的餵飼，還是處理不當的垃圾——為野生動物提供了穩定且輕易的食物來源，嚴重扭曲了牠們的自然習性。 以猴子為例，過去遊人喜愛在金山郊野公園等地餵飼，導致猴子族群數目在過去多年急遽增長，更令牠們失去對人類的天然戒心，學會搶奪遊人手中的膠 袋。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的數據顯示，猴子滋擾個案在 2014 年至 2016年間，每年均維持在四百至五百多宗的高位。雖然同期未有錄得襲擊個案，但滋擾行為本身已對市民生活質素構成持續影響。 野豬問題則更為突顯安全風險。野豬從郊野走入市區覓食，不僅造成財產損 失，更對公眾安全構成實質威脅。雖然 2014 年時野豬傷人個案相對較少，但問題的根源——市區食物誘因與棲息地受壓——已然存在，為日後衝突升級埋下伏筆。這些動物並非天生具侵略性，其行為多是對人類改變其環境與食物鏈的直接反應。 結語 對待野生動物的態度，丈量著一座城市的文明底線。簡單的驅趕或清除，只能換來短暫的安寧，卻加劇了生態的失衡與潛在的衝突。香港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我們可以選擇繼續被動反應，陷入無休止的衝突循環；也可以選擇主動規劃，以科學、人道與前瞻性的智慧，開創一條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存的新路。 這條道路要求政府展現出超越短期政治考驗的決斷力，要求規劃者具備融合生態與發展的遠見，更要求每一位市民承擔起成為負責任鄰居的義務。唯有如 此，我們才能確保香港的繁華，不會以野生動物的苦難和生態的多樣性凋零為代價，才能真正建設一個對所有生命都友善的宜居之都。

當一頭豬在擁擠的鐵籠中經歷數小時顛簸，從新界的養殖場被運往市區的屠房時，牠所承受的恐懼與痛苦，在現行法例下，幾乎是一段被默許的殘酷旅程。 香港每日有超過三千頭食用動物被送往屠房屠宰，牠們生命最後階段的運輸過程，卻隱藏在公眾視線之外。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自 1903 年成立之初，目標便是防止動物在運輸和屠宰過程中受到不人道對待，這顯示問題由來已久。 時至今日，香港在食用動物及實驗動物運輸福利的具體規管上，仍存在巨大的立法與標準空白。 在香港，食用動物的運輸是一項龐大而沉默的日常作業。僅上水及荃灣兩間持牌屠房，每日便處理約三千頭豬、牛、羊的屠宰。這些動物生命的最後一段旅程，充滿壓力與不適。 根據現行做法，豬、牛、羊隻在運抵屠房後，理論上會在存放欄內休息，牛隻 更被規定於屠宰前一日送往待宰欄。然而，有關運輸過程本身的具體規範，例如運輸工具的標準、裝載密度、途中休息、飲水供應及應對極端天氣的保護措施等，並無具法律約束力的詳細條文。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早已將動物福利列為其三大核心工作領域之一，並制定了相關的國際標準。該組織明確指出，良好的動物福利狀態包括動物免於疼痛、恐懼和悲痛，並需要透過人道操作和人道屠宰來實現。 國際社會普遍採用的動物福利基準是「五大自由」，這一概念於 1979 年由英國農場動物福利委員會確立。它明確列出動物應享有的基本自由：免於飢渴、免於不適、免於痛苦、傷害和疾病，能夠表達天性行為，以及免於恐懼和苦惱。 將這五項自由對照香港食用動物的運輸現實，落差顯而易見。狹小擁擠的運輸空間可能剝奪動物表達天性的自由；長時間運輸缺乏飲水與飼料，影響其免於飢渴的自由；粗暴裝卸及不當運輸工具則直接導致恐懼與不適。 實驗動物的運輸同樣面臨嚴峻挑戰。這些用於科研的動物，在往返繁殖設施、實驗室及檢疫場所的過程中，其福利同樣缺乏專項法規保障。運輸過程中的震動、噪音、溫度變化及社交隔離，都會對其生理和心理造成嚴重壓力，甚至可能影響科學實驗結果的穩定性。 香港目前保障動物福利的核心法例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 章）。該條例將導致動物承受「不必要痛苦」的行為定性為殘酷對待，其中明確包括「運載或運載動物時所採用的方式會令動物承受不必要痛苦」的情形。 然而，這一條文過於籠統。何謂「不必要」？何種運輸方式才構成違法？條例並未提供客觀、可操作的定義或標準。這導致執法部門難以就

在香港這座石屎森林中，動物與人的關係日趨緊張。一方面，虐待動物、不負責任棄養的案件時有發生；另一方面，社會對動物福利的關注日益高漲，卻缺乏系統性的價值觀培育。現行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修訂討論，聚焦於 罰則與執法，這固然重要，但法律終究是道德的最低標準，且屬事後補救。要從根本上建立一個尊重生命的社會，關鍵在於「教育預防」。我們必須將動物福利教育，系統、全面地納入中小學的正規課程，在下一代心中播下同理心與責任感的種子。 一、 現狀審視：香港動物福利教育的空白與機遇 截至 2014 年，香港的學校課程中並未將動物福利設立為獨立或必修的學習範 疇。相關內容僅零星散見於小學常識科或中學生物科、倫理科，且多側重知識傳授（如動物分類、生理結構），或將動物視為生態系統中的一環，極少觸及動物作為獨立生命個體的感知、情感與福利需求，更遑論培養學生對牠們的關懷與道德責任。 這種缺失導致幾個嚴重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本地學術界已開始探索可行的路徑。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早前開展的《童狗有話兒》計劃，便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先導研究。該計劃將受過訓練的「伴讀犬」融入小學課程，讓學童透過與動物的安全互動及閱讀相關主 題繪本來學習情緒管理與同理心。初步研究結果令人鼓舞：參與計劃的學童在認知能力、同理心方面有顯著進步，過度活躍行為亦有所減少。這項實證研究有力地證明，結構化的動物福利教育不僅可行，更能對學童的全面成長產生積 極影響。 二、 理念借鑒：動物福利教育是「全人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 動物福利教育並非簡單的「愛護動物」口號，而是一種深層的「人道教育」（Humane Education）。其核心在於培養對動物、他人及環境的仁慈與同理心，幫助兒童減少自我中心，更敏感地覺察人與動物在生態中的互動關係。這與全球倡導的「社會情緒學習」（SEL）及「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高度契 合。 實踐「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這一理念強調人類、動物與環境健 康密不可分。動物福利教育讓學生明白，善待農場動物、保障實驗動物福利、維護野生動物棲息地，不僅關乎動物本身，更直接影響公共衛生、食品安全與生態平衡，從而培養其宏觀的全球公民視野。 三、 行動藍圖：為香港量身訂做的課程實施策略 要將動物福利教育成功納入正規課程，不能流於單次講座或課外活動，而需要一個縱向銜接、橫向貫通的系統性框架。我們提

引言 在香港這座繁華的國際都會背後，隱藏著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陰暗角落——缺乏監管的寵物繁殖及售賣行業。無數作為繁殖工具的貓狗，終其一生被困於狹小污穢的鐵籠中，不停被配種、生產，直至身體耗損殆盡。2014 年的今天，香港對此類「後院繁殖場」的規管幾乎空白，導致動物長期遭受痛苦，而消費者往往在不知情下買到患病或行為有問題的幼犬幼貓，形成惡性循環。本文旨在剖析現行法例漏洞，借鑑國際經驗，為香港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 一、 香港現行監管框架的致命缺失 目前，香港並無專門規管商業性寵物繁殖的法定發牌制度。任何人均可將自家處所變成高密度繁殖場，而動物所承受的痛苦，往往只有在極端虐待情況被揭發時，才能依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作出檢控。這種「事後懲處」的模式，完全無法預防動物福利在日常飼養環境中持續受損。 更關鍵的是，現行法例存在兩大漏洞： 漁農自然護理署雖有發布《動物售賣商守則》，但此守則不具法律效力，執法乏力。2010 年香港大學的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報告已明確指出，香港法例零碎且過時。四年過去，情況未見根本改善。 二、 國際經驗的啟示：以立法建立「從繁殖到售賣」的監管鏈 要根治問題，必須建立具法律約束力的「事前規管」制度。國際上，英國自 1999 年起已實施《動物寄宿及繁殖場法》，地方政府有權對犬隻繁殖場進行發牌及定期巡查。2013 年，英國社會正熱烈討論仿效瑞典，立法要求所有犬隻繁殖者必須獲得許可，並對種畜的社會化訓練、健康及遺傳疾病提出具體要求。 在澳洲，部分州份規定繁殖者必須在出售的幼犬身上植入晶片，並將自身註冊資料一併登記，確保來源可追溯。這些 2014 年已在多國實踐或深入討論的措施，核心在於將監管關口前移，透過發牌制確保繁殖者的基本質素，並透過強制披露資訊，讓市場力量淘汰不良經營者。 三、 給香港的政策建議：邁向人道與負責任的寵物市場 參考國際最佳實踐，結合本地實際，我們向特區政府及公眾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結語 一個社會對待動物的方式，衡量著它的文明程度。2014 年的香港，在規管寵物繁殖業方面已遠遠落後於許多先進地區。我們不能再以「自由市場」為藉口，縱容無聲的動物在暗處承受系統性的苦楚。立法建立一個從繁殖、飼養到售賣都公開透明且符合動物福利的監管體系，不僅是保護動物，更是保障消費者權益，引導社會走向更負責任的寵物飼養文化。此刻，正是政府拿出政治決心，公眾運用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