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時分，手機屏幕的光照亮了一張年輕的臉，他正在一個本地論壇上瀏覽著「週末租借柴犬伴遊」的廣告。與此同時，另一邊的屏幕上，一隻未斷奶的幼貓照片被標上「極品金漸層，速搶！」的標語，即將通過快遞送往未知的買家。 在 2018 年的香港，「共享經濟」的浪潮正席捲各個領域，而「共享寵物」作為其中一個新穎卻充滿爭議的概念，開始在社交平台與小型初創企業中試水。與此同時，線上活體動物銷售早已脫離了傳統寵物店的櫥窗，在 Facebook 專頁、 Instagram 商店及各類二手交易平台上蓬勃發展。 這些打著「體驗養寵樂趣」、「便捷購寵」旗號的新興模式，正將動物悄然轉變為一種按需訂購、可隨時退還或轉手的「商品」。然而，在看似創新與便利的表象之下，一個巨大的動物福利黑洞與法律監管真空正在形成，對香港本已脆弱的動物保護體系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2018 年的香港，正處於一個科技驅動商業模式劇變的時代。然而，科技的便利不應以犧牲生命的福祉為代價。「共享寵物」與線上銷售的興起，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香港動物福利法律與現代社會脫節的窘境。 我們呼籲政府、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正視這個正在迅速擴大的監管漏洞。法律必須與時俱進，方能真正保護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生命。及時修補法律框架，不僅是堵塞漏洞，更是向社會表明：在香港，動物的福利與尊嚴，不會因為交易形式的數字化而打折，也不會因為商業概念的包裝而被忽視。這是我們作為一個文明社會，必須堅守的底線。

在香港這座高效率、高壓力的城市裡，治療的媒介除了藥物與對話，是否還能有另一種溫暖的可能？想像一下，一位自閉症兒童在治療犬安靜的陪伴下，第一次主動開口說話；一位長者緊握的雙手，在撫摸兔子的柔毛時逐漸放鬆。這不是科幻情節，而是全球日益普及的「動物輔助介入」。然而在 2013 年的香港，這項極具潛力的專業領域，卻處於零星嘗試、缺乏標準的萌芽狀態。我們有零星的美好故事，卻尚未建立一套能確保動物福利、專業效能與服務安全的系統。將動物輔助介入納入香港社福、教育及醫療的正式輔助體系，並為其制定「香港標準」，是拓展動物價值、深化人文關懷的雙贏策略。 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在於，與動物的良性互動能有效降低人的血壓、皮質醇（壓力荷爾蒙）水平，並刺激催產素（與信任、愉悅相關）的分泌。對於情緒困 擾、社交障礙、認知退化的群體而言，動物這種「不帶批判的接納」特質，往往是開啟溝通與改變的第一步。 這種「業餘性」雖然充滿熱情，卻也限制了其被主流醫療及教育體系接納的程度，更無法保障這項服務的長期品質與動物本身的福祉。 這些標準化措施，使得動物輔助介入得以脫離「溫情秀」的印象，成為一種嚴肅的、被保險公司認可、被醫療機構採購的專業輔助服務。它明確區分了「受過訓練的治療動物」和「家庭寵物」的本質不同。 結語 推動動物輔助介入的標準化，並非扼殺民間愛心，而是將這份愛心昇華為可信任、可複製、可受監督的專業力量。這不僅能為無數有需要的市民開啟一扇新的療癒之門，更是將動物在社會中的角色，從「被保護者」拓展至「貢獻者」的深刻體現。 2013 年的香港，正站在這個充滿潛力的交叉點上。我們呼籲政府、學界與社福界攜手，以科學與仁愛為本，為這項事業奠定堅實的基石。讓香港在追求經濟效率的同時，也能發展出這份與生命深度連結的、溫柔而專業的社會資本。

本港市民對於街頭巷尾流浪動物的目光，正經歷著從「滋擾嫌棄」到「同情關注」的深刻轉變。過去，政府應對流浪狗問題的主要手段是「捕捉-收容-人道處理」。然而，隨著社會動物福利意識的覺醒，這種以終結生命為核心的「末端處理」模式，不僅每年耗費巨額公帑，其道德倫理與長遠成效也日益受到公眾質疑。在此背景下，以「捕捉、絕育、放回」為核心的非致命性管理策略，被視為更具人道精神與現代意義的替代方案。 2015 年，漁農自然護理署在長洲及元朗大棠兩地啟動了為期三年的 TNR 試驗計劃，旨在科學評估該方法對控制特定區域流浪狗數量及減少社區滋擾的成效。如今，三年的試驗期已滿，獨立顧問的評估報告也已於 2018 年 5 月提交立法會。令人遺憾的是，報告指出該計劃「未能達到原定的成效指標」。這個結 論，對於長期呼籲推行 TNR 的動物福利團體和廣大市民而言，不啻為一盆冷 水。然而，我們是否應就此全盤否定 TNR 的價值？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相反，此刻正是我們冷靜反思、從失敗中汲取經驗，從而優化政策、尋找更有效路徑的關鍵時刻。 一、直面困境：為何試點計劃未能成功？ 理解此次試驗的挫折，是優化未來政策的第一步。計劃的失效可能源於多重複雜因素的疊加。首先，絕育覆蓋率不足或難以持續，是 TNR 成功的最大挑戰。國際研究普遍指出，要有效控制一個開放的流浪動物種群，必須持續對其中很高比例的絕育動物進行絕育。在大棠和長洲這類並非完全封閉的社區，新的未絕育犬只可能不 斷遷入或因遭遺棄而加入，若絕育速度跟不上新個體進入和內部繁殖的速度，種群數量便難以下降。 其次，試點區域的獨特性與計劃的剛性目標之間存在矛盾。政府評估計劃成效的核心指標是「減少流浪狗數目及其相關投訴」。然而，狗只行為複雜，活動範圍可能遠超試點劃定的地理邊界。即便區域內犬只因絕育而行為穩定、投訴減少，但若周邊地區的干擾問題被計入，整體數據可能無法反映局部改善。此外，評估周期僅為三年，對於通過絕育使種群自然老去、數量緩慢下降的 TNR策略而言，時間或許不足。 再者，社區支持與配套措施至關重要卻可能被忽視。TNR 不是簡單的絕育手 術，其成功極度依賴持續的社區監測、對放歸動物的基本照料（如定點餵食、簡易庇護），以及深入的公眾教育以杜絕棄養和新餵養點。若缺乏與社區居 民、義工組織的緊密協作與資源投入，計劃便會流於形式。 二、借鑒經驗：從本地與海外成功案例中

一隻被拴在狹小陽台的狗，在烈日下缺乏飲水與庇蔭，正在忍受著慢性的痛苦，然而現行法律卻對此無能為力。 這不僅是一個假設情境，而是暴露了香港動物福利法律系統性缺陷的日常現實。香港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 章）主體制定於 1935 年，在 2006 年經歷過一次修訂，但其核心邏輯依然是近一個世紀前的「防止殘酷」思維。 2018 年的香港，正站在動物福利法律改革的關鍵十字路口。隨著社會對動物權益的關注度空前提升，全面檢討並修訂這部陳舊的法律，已成為無法迴避的社會共識與政策議題。這場改革，關乎香港能否從一個僅滿足於「不虐待」動物的城市，轉變為一個主動保障動物「積極福利」的文明社會。 英國自 2007 年實施《動物福利法》以來，當局只要發現動物的「五大自由」受到威脅，即使尚未造成肉眼可見的傷害，也能立即介入，這被證明是有效的預防性執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