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野豬母子在薄扶林道旁的垃圾桶翻找食物,牠們的天然棲息地正在消失,被迫適應與人類共存的都市邊緣生活。
2023 年,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接獲的野豬滋擾報告超過 1,200 宗,較五年前增加近三倍。同年,政府宣布將野豬捕殺政策常規化,引發社會廣泛爭論。這不僅是野生動物管理問題,更反映了香港城市擴張與生態保護之間的深層矛盾。
香港的都市野生動物——特別是野豬和猴子——正處於生存的十字路口。牠們的困境暴露了現行政策偏重「危機應對」而非「科學管理」的嚴重缺陷。
- 衝突升級:人獸相遇的都市邊界模糊化
香港山多平地少的獨特地貌,造就了都市與自然環境緊密相鄰的格局。隨著城市發展向郊野推進,野生動物的傳統棲息地不斷被侵蝕,覓食範圍被迫擴展至人類社區。
野豬問題最為突出。這些高度適應的雜食動物發現,人類社區提供的食物(垃圾、餵飼)比自然環境更豐富易得。2023 年,多宗野豬在市區街道遊蕩、甚至進入商場的個案經媒體廣泛報道,加劇了公眾的安全擔憂。
猴群的情況類似。金山郊野公園等傳統棲息地周邊的居民長期受猴子滋擾,這些靈長類動物已學會從遊客手中獲取食物,甚至進入民居覓食。漁護署數據顯示,2023 年接獲的猴子滋擾報告超過 600 宗,主要集中於北區和金山一帶。
這種衝突升級不僅威脅公眾安全,也對動物福利造成嚴重影響。野生動物依賴人類食物來源後,營養失衡、健康惡化,自然行為模式被改變,種群調節機制失效。 - 政策困境:以捕殺為主導的應對模式失效
面對人獸衝突加劇,香港政府長期倚賴以「人道處理」(即捕殺)為核心的應對措施。2021 年底,漁護署宣布將定期捕捉在市區出沒的野豬並作人道處理,標誌著這一政策的常態化。
然而,這種「見一殺一」的 reactive 模式在實踐中效果有限且爭議極 大。科學研究一致表明,針對性捕殺無法從根源解決問題。當部分個體被移除後,種群密度暫時下降,反而創造了生態空間,促使更多動物遷入或加速繁殖,形成「真空效應」。
動物福利組織指出,捕殺過程本身存在問題。2023 年,有報道揭露部分行動中使用的方法可能造成動物不必要的痛苦,與「人道」原則相悖。此外,這種措施完全無助於改變導致衝突的根本原因:棲息地喪失和人類食物來源的可及 性。
公眾對此政策的接受度也日益降低。2023 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 60%市民不贊成以捕殺作為處理野豬問題的主要手段,70%支持優先採用非致命管理方法。 - 國際借鏡:從對抗到共存的管理典範轉移
全球許多面臨類似挑戰的城市,已成功實現從「對抗管理」到「共存管理」的典範轉移。
新加坡的經驗尤其值得香港借鑑。這個高度都市化的國家同樣面臨野豬與猴群滋擾,但其管理策略側重源頭治理與行為矯正。新加坡國家公園局實施嚴格的垃圾管理政策,使用防動物垃圾桶,並對餵飼野生動物行為處以高額罰款(最高 10,000 新加坡元)。
日本部分城市對猴群的管理則更具創意。他們訓練「猴群巡邏隊」,使用無人機監測猴群動向,並在猴群接近市區時發出警報。同時,他們建立「緩衝 區」,種植猴類偏好但人類不種植的果樹,引導猴群遠離社區。
英國對都市狐狸的管理則體現了公眾教育的價值。通過廣泛宣傳,教導市民如何安全地與狐狸共存(如確保垃圾袋密封、不故意餵飼),成功減少了衝突報告。倫敦市區現在估計有超過 10,000 隻狐狸,但嚴重滋擾個案逐年下降。
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點是:承認完全消除野生動物不切實際,轉而管理人類行 為與環境因素,創造可持續的共存模式。 - 科學路徑:香港應建立的綜合管理框架
基於國際經驗與本地實際,香港應徹底改革現行野生動物管理政策,建立一個以科學為基礎、預防為導向的綜合框架。
- 第一支柱:源頭治理與棲息地管理
最有效的長期策略是減少野生動物對人類社區的依賴。這需要多管齊下:升級全港垃圾桶設計,全面採用防動物型號;嚴格執法打擊餵飼野生動物行為(2023 年相關定罪僅有不足 20 宗,明顯阻嚇力不足);在郊野公園邊緣建立「生態緩衝區」,種植野生動物偏好植物,提供自然食物來源。 - 第二支柱:非致命人口管理
對於已適應都市環境的種群,需要科學的非致命管理。野豬絕育計劃應擴大規模並評估成效;探索使用免疫避孕技術控制猴群數量;建立「問題動物」轉移機制,將頻繁進入市區的個體遷移至偏遠郊野。 - 第三支柱:社區預警與應對系統
借鑑日本經驗,建立野生動物活動監測網絡,在動物接近社區時提前預警。培訓社區聯絡員,協助居民採取預防措施。設立 24 小時野生動物熱線,提供專業應對建議而非僅依賴捕捉。 - 第四支柱:公眾教育與行為改變
長期解決方案在於改變公眾行為。發起全港性教育活動,傳播與野生動物安全共存的知識。特別針對餵飼者,設計介入方案,解釋餵飼的長遠危害。將相關內容納入學校課程,培養下一代的生態素養。
- 第一支柱:源頭治理與棲息地管理
- 政策建議:邁向人與野生動物共存的城市
為實現這一管理轉型,香港政府需要進行以下政策調整:
- 首先,制定《野生動物共存管理策略》,明確以「科學管理、預防為主、公眾教育」為核心原則。這份策略應設定具體目標,如五年內將人獸衝突報告減少 50%,並建立成效評估機制。
- 其次,改革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組織與資源配置。設立專門的「野生動物共存 科」,匯集生態學、動物行為學及社區協作專業人員。增加非致命管理工具的資源分配,使絕育、避孕等計劃能夠達到有效規模。
- 第三,加強跨部門協作。食物環境衞生署負責的垃圾管理、地政總署管轓的邊 緣土地、發展局的城市規劃,都必須納入野生動物管理考量。建立常設協調機制,確保政策一致性。
- 第四,引入獨立科學監督。成立由本地及國際專家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定期審視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與動物福利影響。所有重大決策應基於公開的科學數據與評估。
- 最後,推動社區參與式管理。在衝突熱點地區試行社區管理計劃,讓居民參與方案設計與實施。這不僅能提高措施接受度,也能培養社區自主管理能力。
- 首先,制定《野生動物共存管理策略》,明確以「科學管理、預防為主、公眾教育」為核心原則。這份策略應設定具體目標,如五年內將人獸衝突報告減少 50%,並建立成效評估機制。
香港城市大學 2023 年的一項研究指出,都市野生動物問題本質上是「人類問題」的反映。動物行為改變是人類改變環境的結果,解決方案也應從調整人類行為與環境管理入手。
香港擁有全球城市中罕見的豐富生物多樣性,這不是負擔而是資產。面對人獸衝突,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武器與陷阱,而是更多科學、創意與同理心。
從對抗到共存,這一轉型不僅能改善動物福利、減少社區滋擾,更能塑造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尊重所有生命、可持續發展的國際都會。當野豬再次走入市區 時,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不是恐懼與驅趕,而是理解與共處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