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香港一處村屋內的「動物收容所」被揭發，近百隻狗中有 20 隻已死亡，倖存者被迫同類相食以求生存。然而，面對如此駭人的場景，負責人最終僅被判處 160 小時社會服務令。

此案並非孤例，而是香港虐待動物案件在執法與司法層面困境的縮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與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一項研究揭示，在 2013 年至 2019 年間審視的 335 宗涉嫌虐待動物案件中，超過 170 宗（逾 50%）最終沒有進行檢控。研究更 指出，在嚴重虐待動物的案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被告被監禁，平均刑期僅為 2.4
個月。

這些數字背後，是一套系統性的失靈。案件舉報後的處理，猶如通過一個佈滿漏洞的篩子：高舉證門檻、短促的檢控時限、分散的執法權以及缺乏阻嚇力的判罰，層層阻礙，導致大量案件無法進入司法程序，或定罪後懲罰過輕。這不僅是動物福利的危機，更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挑戰。

• 法律陳舊：條例過時與檢控門檻過高
  
  現行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 章）主體制定於 1935 年，其核心缺陷在於「被動」與「滯後」。條例主要懲罰已發生的、極端的「殘酷對待」行為，但對於更普遍、更隱蔽的疏忽照顧、心理虐待或長期福利剝奪，法律定義模糊，難以檢控。
  
  最關鍵的障礙是極高的舉證門檻。根據條例，檢控方必須證明施害者「故意」施加不必要的痛苦。在許多情況下，特別是涉及遺棄或疏忽的案件，要證明這種主 觀意圖極為困難。港大與愛協的研究發現，許多未被檢控的案件，正是因為「警方無法找到犯人，或在檢查時無法發現身體受傷的證據」。
  
  這導致了一個荒謬的現象：一個因無知或冷漠而讓動物在惡劣環境中緩慢死去的飼主，可能比一個情緒失控下踢打動物的人更難被定罪。法律保護的盲區，變相縱容了長期、慢性的動物苦難。
  
• 執法困境：權力分散與時效掣肘
  
  在執法層面，問題同樣嚴峻。首先，執法權力與資源分散且不足。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雖是主要執法部門，但缺乏如警方般的全面調查權力（如搜查、逮捕）。而警方內部，在 2020 年以前，並未在全港各警區普遍設立專門處理動物罪案的隊伍。這種分工，容易導致案件轉介不暢、初期調查延誤，錯失關鍵證據。
  
  其次，短促的檢控時限構成巨大障礙。根據條例，簡易程序罪行的檢控時限僅為六個月。港大與愛協的研究指出，約 20%的遺棄動物案件，正是因為警方未能在這六個月內及時找到並起訴犯人，而令其逃脫法律制裁。對於需要時間調查的複雜案件（如跨境走私、有組織的非法繁殖），這一時限更是嚴重束縛了執法手腳。
  
• 司法挑戰：刑罰過輕與缺乏量刑指引
  
  即使案件成功進入司法程序並獲定罪，最終的判罰也常被詬病為「阻嚇力不足」。目前條例的最高刑罰為罰款 20 萬港元及監禁 3 年，但在實際判例中，極少觸及上限。
  
  如前文提及導致動物同類相食的嚴重囤積案，被告僅被判社會服務令。研究顯示，在嚴重虐待案件中，平均監禁刑期僅為 2.4 個月，遠低於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同類判罰。罰款金額也普遍偏低，難以反映罪行的嚴重性。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法定的量刑指引。法官在判刑時，沒有明確的框架去評估虐待行為的嚴重程度、動物的受苦時間、犯人的動機等因素，導致判決結果差異大，且整體偏輕。輕判向社會傳遞了錯誤信號，降低了潛在犯罪者的心理成本。
  
• 改革路徑：構建「調查-檢控-判刑」的完整鏈條
  
  要打破檢控困局，必須進行系統性改革，針對立法、執法、司法三大環節提出具體方案。
  
  • 提升執法權力與效率
    
    • 成立專責動物罪案調查隊伍：推動警方在刑事調查框架下，成立專責的「動物罪案調查科」或強化各警區專隊，配備接受過專業培訓的人員，負責統籌調查、蒐證及與漁護署協作。
      
    • 擴大及明確執法權限：修例賦予獲授權的執法人員（可包括愛協督察等）在合理懷疑下，進入處所調查及拯救動物的權力，以解決目前因無法入內而無法取證的困境。
      
    • 延長檢控時限：將簡易程序罪行的檢控時限從 6 個月大幅延長，或將部分嚴重罪行改為「可公訴罪行」，使其不受檢控時限限制，讓複雜案件有充分時間調查。
      
  • 彌補法律漏洞與加強檢控
    
    • 引入「謹慎責任」：這是改革的核心。法律應明確規定動物負責人（飼主、繁殖者、售賣者等）有積極責任為動物提供合適飲食、環境、醫療及行為表達機會。未能履行此責任即屬違法，可先行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這將能預防大量疏忽案件惡化為嚴重虐待。
      
    • 擴大虐待定義：將「遺棄動物」明確納入「謹慎責任」的違反範圍。同時，將毒害動物、進行非治療性致殘手術（如斷尾、除爪）、以及不當「放生」等行為明確定義為虐待，降低檢控時的舉證難度。
      
  • 確立具阻嚇力的判刑標準
    
    • 大幅提高刑罰上限：參考國際標準及社會期望，將最高刑罰提高至監禁 10 年及罰款 200 萬港元，為嚴懲極端惡劣案件提供法律空間。
      
    • 制定量刑指引：推動司法機構制定針對虐待動物罪行的量刑指引，要求法官在判刑時必須考慮動物的痛苦程度、受害數量、虐待持續時間、犯人是否有預謀等加刑因素，確保罰罰相稱。
      
    • 引入犯罪者禁養令及賠償機制：法庭應有權判處罪犯在一定期限或終身禁止飼養動物。同時，引入機制，命令被定罪的犯人賠償動物所需的醫療及護理費用。

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一部無法將罪犯繩之於法、無法令其付出相應代價的法律，形同虛設。2020 年的香港，面對虐待動物案件檢控的系統性失效，需要的不是零星的修補，而是一場貫穿「調查-檢控-判刑」全鏈條的深刻改革。
從賦予執法者足夠的權力與時間去調查，到修補法律漏洞讓檢控有法可依，再到確立清晰而嚴厲的量刑標準以彰顯正義，每一步都至關重要。這不僅是為了保護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動物，更是為了捍衛我們社會對生命應有的尊重與底線。

我們呼籲政府、立法會及司法機構正視問題，採納上述務實且迫切的改革建議。只有建立一個高效、公正且具阻嚇力的司法體系，才能終止虐待的循環，讓香港真正成為一個對所有生命都友善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