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高度都市化的國際都會，其社區犬隻的管理政策，長期以來陷入「捕捉-撲殺」的慣性循環。這套依賴於移除與毀滅的舊有模式，不僅在倫理道德上備受質疑，其長期控制族群數量的「有效性」亦在國際上被廣泛證實為失敗。漁農自然護理署主導的這套做法，將生命簡化為待處理的「問題數字」，與香港社會日益成熟的動物福利意識形成尖銳對立。面對公眾的改革呼聲與動保理念的進步，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基金會研究部認為，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性的政策十字路口。是時候徹底檢視現行政策的根本缺陷，並嚴肅探討以「捕捉、絕
育、放回」（Trap-Neuter-Return, TNR）計劃為核心的人道管理替代方案，為香港尋求一條兼具科學、人道與長遠效益的動物管理新路。

一、現行「捕捉-撲殺」政策的雙重失效：無效循環與道德赤字

現行政策的邏輯基於一個簡單的假設：透過物理移除街頭犬隻，可以直接降低其數量。然而，生態學與人口動力學研究早已戳破這一假象。當一個區域的犬隻被大量移除後，會立即產生「真空效應」：該地區原有的食物、棲息地等生存資源出現空缺，周邊地區的犬隻會迅速遷入填補，或因種群密度驟降而刺激倖存個體提高繁殖率，導致數量在短期內強力反彈。這形成了一個殘酷而徒勞的循環：政府不斷耗費公帑進行捕捉與撲殺，社區環境卻未見根本改善，動物的苦難周而復始。

更深刻的危機在於道德與社會成本。每年數以千計的健康動物被毀滅，不僅是生命的損失，也對執行人員及知情公眾造成情感傷害。這種政策傳遞了一種錯誤的價值觀，即動物是可以隨意處置的物件，而非值得尊重的生命。它無助於培養市民的責任感，反而加劇了社區與流浪動物之間的對立。2010 年香港大學的《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報告》已明確指出本地法例零碎落後，我們的管理思維亦必須與時俱進，從根本反思這種以毀滅為基礎的對抗模式。

二、TNR 作為科學與人道的替代方案：理論基礎與國際實踐

相較之下，「捕捉、絕育、放回」計劃代表著一種從「對抗移除」到「科學管 理」的典範轉移。TNR 的標準程序包括：人道誘捕目標區域內的所有流浪犬，由獸醫進行絕育手術、施以必要疫苗（如狂犬病疫苗）並作標記（如剪耳），在康復後將其放歸原棲息地，並由社區義工進行後續監測與有限度照料。

其科學原理在於，透過絕育從根源上阻斷繁殖，使特定區域內的犬隻數量隨時間自然、穩定地下降，最終達到種群消亡。絕育後的動物因性激素水平下降，其游蕩、為爭奪交配權而打鬥及嚎叫等滋擾行為會大幅減少，從而降低社區投訴。同時，穩定的絕育群體能憑藉其地域性，有效抵禦外來未絕育犬隻的入 侵，從長遠維持該區數量低水平，破解「真空效應」的難題。更為重要的是， TNR 承認這些動物的生存權，讓已在社區中形成生態平衡的個體得以安老，體現了社會的慈悲與智慧。

此方案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得到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認可，並在全球多個城市獲得成功的實踐經驗。這些經驗證明，TNR 是控制流浪動物數量、改善動物健康與社區關係的有效工具。

三、TNR 在香港的可行性：本土實踐基礎與現實挑戰

值得重視的是，TNR 在香港已具備初步的實踐土壤。早在 2000 年，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便已開始推行針對流浪貓的「貓隻領域護理計劃」，截至當時已為超過一萬隻流浪貓實施絕育放回，並通過植入晶片進行系統跟進，積累了寶貴的本地操作經驗。這一長期實踐表明，在社區理解與合作的前提下，TNR 在操作層面完全可行，並能有效控制特定物種的數量。

然而，將這套成功經驗系統性地擴展至犬隻管理並提升為公共政策，仍面臨多重挑戰：

• 法律與行政框架不兼容：現行的《狂犬病條例》及《貓狗條例》旨在嚴格 管制動物移動以防止疾病，其立法精神與將絕育後犬隻放歸社區的做法存在潛在衝突。政府部門因擔心法律責任與公共衛生風險而態度保守，缺乏明確的法規指引為 TNR「開綠燈」。
• 缺乏官方統籌與資源：目前的 TNR 實踐多由民間團體自發進行，零散而缺乏協調。沒有官方主導的全面規劃與資源投入，絕育率難以持續達到 70%以上的科學門檻，無法實現全港性的長效控制。
• 社區認知與配套不足：部分市民對流浪動物存在誤解，不負責任的餵飼行為可能加劇聚集，而持續的寵物遺棄問題則不斷為流浪族群注入新源頭。若沒有同步的公眾教育、飼主責任強化及領養推廣，TNR 的成效將大打折扣。

四、政策改革建議：構建「絕育為本」的人道管理新體系

為將 TNR 從民間實踐提升為具實效的公共政策，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基金會研究部提出以下四階段行動建議：

第一階段：開展官方先導研究，以科學數據說服公眾與決策者。

政府應立即撥款，委託獨立學術機構，在香港選取三至四個具代表性的社區（如新界鄉村、新市鎮邊緣、離島），開展為期兩至三年的「官民合作」TNR 先導計劃。計劃必須設定清晰的科學評估指標，包括絕育率、犬隻數量年度變 化、繁殖率、社區投訴數字、動物健康指標（疫苗接種率）及計劃成本效益分析。唯有基於本地產出的堅實數據，才能為政策轉型提供無可辯駁的依據。

第二階段：創設法律與行政的「試驗空間」，破解執行障礙。

為解決根本性的法律障礙，政府應考慮引用現行條例中的豁免條款，或制定臨時性規例，為獲得認可的先導計劃提供明確的法律豁免，允許在嚴格監管下進行絕育、疫苗接種及放回。此舉旨在建立「政策實驗室」，透過小範圍試點驗證管理模式，並據此修訂過時的法規條文。

第三階段：建立跨部門協作與社區共治模式。

成立由漁護署牽頭，聯同食物環境衞生署（處理衛生問題）、房屋署及民政事務總署（協調社區關係）組成的專責小組。該小組須吸納動物福利團體、獸醫代表及地區領袖，共同制定及執行「社區動物管理公約」。公約應將 TNR、負責任餵飼教育、嚴厲打擊遺棄行為及社區動物普查結合起來，形成治理合力。

第四階段：投資於源頭減量與公眾教育。

所有管理手段的終極目標都是「源頭減量」。政府必須大幅增加資源，開展具規模的公眾宣傳運動，核心信息是「絕育是責任，棄養是殘酷」。同時，應加強對「飼養者責任」的執法，並大力推廣「領養代替購買」。只有當遺棄與無序繁殖的源頭被有效堵住，TNR 作為對現存動物的補救措施，其成效才能得到鞏固與彰顯。

結語：選擇一個更具慈悲與智慧的未來

對待流浪動物的方式，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深度的真實尺規。持續依賴撲殺，只會讓香港在道德與實踐的雙重困境中徘徊不前。TNR 並非放任不管，它是一種要求更高管理水平、更細緻社區協作與更長遠承擔的科學人道方案。它要求我們視這些動物為需要管理的生命，而非必須消滅的麻煩。

香港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借鑑國際經驗與本地民間智慧，開創出亞洲大都會人道管理流浪動物的典範。我們呼籲特區政府展現政治遠見，以科學研究為依 據，以仁愛之心為引導，與市民攜手，為這些無言的生命，也為我們共同的家園，選擇一個更慈悲、更永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