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初，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在長洲及元朗大棠啟動了一項為期三年的「捕捉、絕育、放回」先導計劃。這標誌著本港的流浪動物管理政策，開始從傳統依賴「捕捉—人道處理」的單一模式，邁向探索以科學為基礎、更符合動物福利原則的新路徑。計劃甫一開始，便承載著社會各界的多元期望：動物福利團體視之為邁向「零撲殺」的關鍵一步；而部分社區居民則對流浪狗放回後的管理、衛生及安全存有疑慮。

站在計劃的起始點，我們認為其成敗不應僅由三年後的一紙報告簡單定論。真正的價值在於，我們能否在初期執行階段進行敏銳的觀察、客觀的記錄與快速的學習，並以此為基礎，超前構思一套能讓 TNR 理念在香港可持續扎根的長遠政策架構。這不僅是對參與動物的責任，更是對公共資源與社會信任的負責。

• 初期觀察焦點：法律、社區與科學的三重挑戰
  
  先導計劃在具體執行中，立即凸顯了幾個必須正視的結構性挑戰，這些正是未來政策設計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首先，最根本的障礙來自現行法律框架與 TNR 理念的內在衝突。根據《狂犬病 條例》及《貓狗條例》，犬隻在公眾地方遊蕩可被捕捉，且飼主有責任為犬隻領牌及接種疫苗。然而，TNR 計劃則要求將已絕育、接種疫苗的犬隻「合法地」 放回社區原處生活。為推動試驗，政府不得不提供特別豁免。這清楚揭示，若未來希望將 TNR 常規化，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例條文將是無法迴避的前提，必須為「社區動物」的管理開創合法的空間。
  
  其次，社區溝通與共識建立是成敗關鍵。TNR 並非一個單純由技術人員執行的 獸醫項目，其成功極度依賴社區的理解、接納與參與。初期觀察必須關注：社區居民對計劃的認知如何？餵飼者與計劃執行團隊的合作是否順暢？是否有機制讓居民反映問題並參與解決？若缺乏持續、透明的溝通，良好的科學意願也可能因社區反感而夭折。
  
  最後，科學監測與評估體系亟待建立。要判斷計劃成效，不能僅憑主觀感受。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客觀指標，例如：絕育覆蓋率（區域內已絕育犬隻佔總數的比例）、犬隻族群數量的變化趨勢、犬隻健康狀況的改善，以及與流浪狗相關的 投訴類別與數量變化。缺乏這些科學數據，任何關於成效的討論都將流於空泛。
  
• 國際經驗啟示：超越絕育的綜合管理模式
  
  在構思長遠架構時，應借鑑國際社會將 TNR 納入公共政策的成熟經驗。成功的案例顯示，TNR 絕非「一絕了之」，而是一個需要配套支持的綜合管理系統。
  
  例如，許多地區推行的是「捕捉、絕育、疫苗接種、放回」模式，將狂犬病等核心疫苗接種作為強制環節，這能極大提升公共衛生安全，增強政策說服力。同時，強調「回置後管理」至關重要，包括由社區義工或指定人員進行定期觀 察、提供基本飲食與醫療照護，並記錄犬隻狀況。這確保了動物福利，也讓管理部門掌握動態。
  
  更重要的是，TNR 應與積極的領養推廣相結合。在捕捉過程中，對性情溫馴、 適合家庭生活的犬隻，應立即轉入領養渠道，而非機械地全部放回。這能直接減少社區負荷，並展現計劃的人道成果，爭取更廣泛的民意支持。
  
• 長遠政策架構建議：從試驗走向制度
  
  基於上述觀察與借鑑，我們呼籲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同思考，為香港建立一套可持續的流浪動物管理長遠架構，其中應包含以下核心支柱：
  
  • 修訂法例，確立「社區動物」管理合法性：啟動法律檢討程序，在保障公共衛生與安全的前提下，為已絕育、接種疫苗並有管理的社區犬隻創設合法的 管理類別，從根本上解決 TNR 與現行法律的矛盾。
    
  • 制定全港性「社區動物福利管理指引」：內容應涵蓋絕育手術標準、強制疫苗接種清單、回置後照顧的最低要求、社區動物義工的權責與培訓，以及清晰 的人道安樂死準則（針對重病、重傷無法康復或具嚴重攻擊性而無法管理的個體）。
    
  • 建立資源投放與跨部門協作機制：政府應設立專項基金，資助合資格的動物福利團體執行大規模絕育及社區教育。同時，建立漁護署、食環署、房屋署及地區民政事務處的協作框架，共同處理社區中的動物管理問題。
    
  • 推動全面的公眾教育與源頭減育：所有末端管理措施的功效，最終受制於 新流浪動物產生的速度。長遠政策必須包含強力的公眾教育，宣傳「絕育、不棄養」的責任，並研究加強規管私人繁殖與寵物買賣，從源頭減少流浪動物的產生。
    

結語

2015 年啟動的 TNR 先導計劃，是一次寶貴的政策實驗。我們應以科學、務實的態度看待初期的每一步，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遭遇的挫折，都是構建未來藍圖不可或缺的磚石。

這項計劃的終極目標，不應只是「減少流浪狗數量」這個單一數字，而是推動香港建立一套尊重生命、基於科學、社區參與、標本兼治的現代動物管理哲 學。這條道路需要政府的決心、專業團體的執行力，以及全體市民的理解與包 容。讓我們從認真對待這項先導計劃開始，共同為香港的動物，也為我們共享的社區環境，尋求一個更人道、更永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