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瘦骨嶙峋的唐狗被鐵鏈鎖在停車場角落，身旁食水全無，此景被市民拍下並在網絡廣傳，引發公憤。然而，當執法人員到場，卻可能因證據與意圖難以認定，最終只能對飼主作出「勸喻」。

這類令人痛心又無力的場景，是香港動物保護法律困局的日常寫照。制定於 1935 年、2006 年有過修訂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其核心仍停留在懲罰極端「殘酷行為」的思維，對於更普遍的疏忽照顧、心理虐待或長期福利剝 奪，往往束手無策。

2016 年的香港，社會要求全面檢討並大幅修訂這部陳舊法律的呼聲，已從動物福利團體的專業倡議，演變為一場跨階層、跨背景的強大公民訴求。一場由下而上的修法運動已然成形，但其前方橫亙著的立法程序與政治現實障礙，仍需被清晰地看見與克服。

• 社會共識：為何修法已成不可逆的民意主流？

修法呼聲在 2016 年達到新高，並非偶然，而是多重社會力量匯聚的必然結果。

首先，公眾意識的覺醒與飼養文化的轉變是根本動力。隨著飼養伴侶動物家庭 增多，動物在許多市民心中已是家庭成員。社會對動物福利的理解，早已超越 「不挨打」的底線，而提升至要求保障其獲得適當飲食、環境、醫療及表達天性的權利。現行法律與這種進步的社會價值觀產生了嚴重斷層。

其次，連串駭人聽聞的虐待案件經媒體與網絡放大，持續刺激著公眾神經。每當發生殘酷案件，而施害者僅被判處象徵性罰款或社會服務令時，社會的挫敗 感與憤怒便加劇一分。法律阻嚇力不足，被普遍視為縱容犯罪。正如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等團體長期指出，現行法例在保護動物免受痛苦方面存在明顯不足。

再者，一個多元的倡議聯盟已經形成。這個聯盟不僅包括傳統的動物福利組 織，更吸納了法律界人士、學者、獸醫、教師、藝人以及成千上萬的普通市 民。他們透過聯署、街站、藝術創作、社交媒體動員等多種方式，將修法訴求滲透至社會各個角落，形成了難以忽視的輿論壓力。

• 核心訴求：社會要求一部怎樣的新法律？

強大的社會共識背後，是對法律範式轉移的清晰期待。民意並非簡單要求「加重刑罰」，而是追求一部能與時俱進的「動物福利法」。

其首要與核心訴求，是引入「謹慎責任」。公眾要求法律明確規定，任何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飼主、繁殖者、售賣者等），必須積極採取合理措施保障動物的 福利，包括提供適當飲食、環境、醫療及照顧。這將把法律重心從事後懲罰，扭轉為事前預防與積極保障。

其次，是大幅提高罰則，並引入具阻嚇力的附加刑罰。社會普遍認為，最高監禁 3 年及罰款 20 萬元的現行刑罰，與虐待行為的嚴重性及其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不相稱。公眾強烈要求提高監禁年期，並引入「取消飼養資格令」，防止累犯。

最後，是擴大保護範圍，堵塞法律漏洞。這包括將精神虐待、遺棄動物、不當 「放生」及不人道繁殖等行為明確入罪，並賦予執法人員在緊急情況下進入處所拯救動物的權力。

• 立法障礙：為何共識未能轉化為法律行動？

儘管民意洶洶，但將共識轉化為法律條文之路，在 2016 年依然荊棘滿布。主要障礙存在於幾個層面：

第一，行政程序的慣性與優先次序的競爭。在法律改革議程上，涉及經濟發 展、土地房屋、政治改革的法案往往佔據主導地位。動物福利修例雖有民意基 礎，但在政府內部缺乏強力的政策局牽頭推動，容易在龐大的立法議程中被邊緣化，陷入「持續研究」的循環。早在 2011 年，立法會已有議員動議辯論修例，但進展緩慢。

第二，持份者利益與觀念的潛在博弈。修法，尤其是引入「謹慎責任」和提高繁殖買賣規管標準，必然觸動相關行業（如寵物繁殖、售賣、部分飼養場）的 既有作業模式與利益。這些利益團體雖未必公開反對，但可能透過各種渠道表達「憂慮」，增加立法過程的複雜性。此外，社會中仍有部分聲音認為動物是 「財產」而非應享權利的主體，這種觀念衝突也是無形的阻力。

第三，法律技術的複雜性與資源分配。起草一部全新的、以「謹慎責任」為核心的動物福利法，是高度複雜的法律工程。它涉及對現行法例的全面檢視、對國際法律的比較研究、對不同物種福利標準的科學界定，以及對新執法機制的 設計。政府是否願意為此投入足夠的法律草擬與政策研究資源，是一大考驗。

• 破障之路：凝聚力量，推動制度變革

面對障礙，公民社會不能止步於吶喊，而需以更理性、更策略性的行動，將民意壓力轉化為制度變革的槓桿。我們提出以下行動建議：

第一，推動立法會成立「動物福利法修例事宜小組委員會」。這是將社會壓力制度化的重要一步。我們應聯合支持修法的立法會議員，促成在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下設立專門的小組委員會。此委員會可持續監察政府進度，召開公聽會 集納專業意見，並著手研究具體修例方向，變被動等待為主動催生。

第二，進行高質量的本地化立法藍圖研究。與其等待政府，民間應先行一步。基金會可聯同法律學者、獸醫及動物行為專家，參考英國《動物福利法》等成熟範本，起草一份詳盡的《香港動物福利法（民間建議草案）》。這份草案應包 含具體條文設計、執法機制建議及成本影響評估，為立法提供現成的、高質量的技術方案，降低政府的立法門檻。

第三，構建更廣泛的跨界別倡議聯盟。將修法訴求與其他社會價值連結，例 如：向公共衛生專家闡述妥善管理動物福利對防範人畜共患病的重要性；向教育工作者說明善待生命教育對培養青少年同理心的價值；向城市規劃者論證動 物友善政策對建設宜居社區的貢獻。擴大聯盟的基礎，能讓修法主張更具說服力。

第四，發起持續的、數據驅動的公眾倡議。系統性地整理因法律漏洞而無法獲得公義的個案，製作成年度報告。透過清晰的數據與真實的故事，向公眾、媒 體與政府持續展示舊法的失敗與新法的急迫性。倡議需超越單一事件的情緒反應，轉向基於實證的、持久的理性遊說。

2016 年的香港，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的社會共識已堅如磐石，這是 數以萬計市民、多年來以良知與行動累積的成果。法律的滯後，正使這座城市的文明聲譽蒙塵。

障礙確實存在，但它們並非不可逾越。障礙畏懼的，是精密組織的戰略、是專業紮實的方案、是持久不懈的堅持。我們呼籲特區政府正視這股強大的民意，將修法工作果斷排上議程；我們更呼籲每一位關心動物的市民，將關注轉化為持續的公民行動。

民意已成洪流，現在需要的，是開啟法律閘門的政治決心與智慧。讓我們共同努力，不讓 2016 年僅僅成為又一個「呼籲修法之年」，而要讓它成為香港動物福利法治邁向新紀元的關鍵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