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仔避風塘的流浪貓「斑斑」剛因誤食有毒餌料痛苦死去，而對它下毒者面臨的最高刑罰，仍沿用著九十年前的立法精神。

在香港這座國際大都會的高樓大廈間，虐待動物事件正以令人不安的頻率發生。2024 年，漁農自然護理署接獲虐待動物舉報達 494 宗，比 2021 年的 256宗激增近一倍。

然而，面對這些令人髮指的罪行，現行《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的最高刑罰仍是三年監禁和 20 萬港元罰款——這套法律框架的核心自 1935 年確立以來未曾根本改變。

• 立法滯後：一部跟不上時代的動物保護法
  
  香港現行動物保護法律的核心《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最初頒布於 1935 年， 2006 年雖有修訂，但其基本框架與理念已嚴重落後於國際標準。
  
  現行條例最大的缺陷在於 「被動回應」與「事後懲罰」的局限。法律只能在動物已經遭受實際傷害後介入，缺乏在傷害發生前要求飼養者履行基本動物福利標準的機制。
  
  對比國際社會，英國於 2006 年通過《動物福利法》，引入「謹慎責任」概念；
  新加坡也在 2014 年修訂《動物和禽鳥法》，大幅提升罰則與福利標準。
  
  香港政府自 2019 年啟動修例公眾諮詢，六年時間過去，修例進程仍停留在「研究」和「諮詢」階段，立法時間表遙遙無期。
  
• 現實困境：罰則不足與執法無力的惡性循環
  
  近年香港虐待動物案件數量呈上升趨勢，但成功檢控率與判罰力度卻令人擔憂。根據律政司數據，2023 年僅有不足三成的虐待動物舉報最終進入司法程序。
  
  法庭判決同樣反映出現行法例的無力。2024 年多宗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虐待動物案件，最終判決多以緩刑、短期監禁或社會服務令告終，罰款金額也普遍偏低。
  
  執法層面同樣面臨挑戰。現行條例未明確授權執法人員在懷疑動物可能遭受風險時主動介入，只能在傷害發生後取證起訴，這種「被動執法」模式使許多動物無法及時獲得救助。
  
• 核心爭議：「謹慎責任」條款的進退維谷
  
  修例的核心爭議在於是否引入動物的「謹慎責任」（Duty of Care）概念。這一概念要求動物飼養者或負責人必須積極確保動物福利，包括提供適當飲食、居住環境、醫療照顧等。
  
  支持者認為這是現代動物福利立法的基石，能將保護從「防止虐待」擴展到「促進福利」；反對者則擔心條款定義模糊，可能增加合規成本與法律風險。
  
  這種分歧直接導致了修例進程的停滯。2025 年 2 月，政府發言人仍表示「正就《條例》的修訂作出研究」；到了 10 月，措辭變為「繼續徵詢相關持份者意見」。顯然，關鍵條款的爭議已成為修例的最大障礙。
  
• 國際視野：比較法下的動物福利立法趨勢
  
  放眼全球，普通法系司法管轄區的動物福利立法呈現明顯的「積極預防」趨 勢。英國的《動物福利法》不僅引入「謹慎責任」，還將最高刑期提高至 7 年監禁。
  
  澳洲各州的立法同樣值得借鑒。新南威爾士州的《防止虐待動物法》詳細規定了動物的「五大自由」：免於饑渴、免於不適、免於疼痛傷害疾病、表達正常行為的自由以及免於恐懼和痛苦。
  
  新加坡的經驗對香港尤其具有參考價值。該國通過清晰的「謹慎責任」條款、嚴格的罰則（最高刑期 3 年，罰款 4 萬新加坡元）以及有效的執法機制，顯著改善了動物福利狀況。
  
  這些司法管轄區的共同經驗表明，明確的「謹慎責任」條款、適當的罰則提升和有效的執法機制是現代動物福利立法的三大支柱。
  
• 路徑探索：打破修例僵局的可行方案
  
  面對修例困局，香港需要尋求切實可行的突破路徑。首先應考慮分階段實施策略，先就社會共識較高的部分（如提高罰則、擴大執法權限）推進修例，將更具爭議的條款留待後續階段。
  
  在「謹慎責任」的具體設計上，可參考新加坡模式，制定清晰、具體的福利標準和豁免條款，減少法律不確定性。同時，為不同類型的動物飼養者設置差異化責任，區分專業機構與普通飼主。
  
  執法機制創新同樣重要。設立虐待動物舉報專線、建立跨部門執法協調機制、為執法人員提供專門培訓，這些措施都能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提升保護效果。
  

借鑒英國設立「動物福利委員會」的經驗，香港可考慮建立由專家、業界代表和動物福利組織組成的諮詢機構，為政策制定提供持續的專業意見。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數據顯示，超過 80%的香港市民支持加強動物保護法律。立法會跨黨派議員也多次聯署要求加快修例進程。

當立法會大樓外再次出現要求「動物權益，刻不容緩」的標語時，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回應仍是「積極研究，適時諮詢」。這種回應與社會期待的落差，正是香港動物福利政策困境的縮影。
法律條文的滯後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城市文明程度的刻度。香港自詡為國際都會，卻在動物福利立法上落後於許多地區，這種反差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