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一間隱蔽鐵皮屋內，三十多隻品種犬擠在狹小骯髒的籠中，它們的「罪過」只是被當作非法繁殖的牟利工具。
2024 年，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AFCD）數據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全港僅有兩間持牌狗隻繁殖場，但其合法經營登記數字與市場上流通的寵物數量嚴重不符。
過去五年間，政府接獲數十宗關於非法繁殖場的投訴，但調查結果多為「未發現違法」。與此同時，大量來歷不明、健康堪憂的幼犬幼貓通過各種渠道進入香港家庭，背後是一條隱匿而殘酷的產業鏈。
- 規管漏洞：陳舊法例下的監管失效
香港現行規管動物繁殖與貿易的框架嚴重滯後，漏洞多且執法困難。根據《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規例》，寵物店只需獲得食環署簽發的動物售賣商牌照，條件寬鬆得令人擔憂。
現行制度不強制要求寵物店展示員工動物護理能力證明，也無需與獸醫簽署護理協議，更缺乏對動物來源的嚴格追溯要求。
更關鍵的是，漁農自然護理署無權因動物虐待定罪而吊銷動物貿易商牌照，這一權力缺失使得執法效果大打折扣。即使發現嚴重違規行為，監管機構也缺乏有效制約手段。
香港城市大學 2024 年一項研究指出，香港寵物店發牌條件與國際標準脫節，無法保障在售動物的基本福利，形成了「合法掩護非法」的監管灰色地帶。 - 地下產業：非法繁殖場的運作模式與規模
香港的非法繁殖場多藏身於工業大廈、村屋及偏遠鐵皮屋內，運作隱蔽且環境惡劣。這些場所通常嚴重擁擠，缺乏適當通風、清潔和醫療照顧。
這些非法經營者利用社交媒體、線上論壇及街頭流動販賣等多種渠道銷售動物，逃避監管追查。他們常以「家庭繁殖」、「愛心培育」等名義掩蓋商業性質，誤導消費者。
動物來源複雜，包括非法進口、本地過度繁殖以及冒充「救援動物」等多種渠道。 2024 年海關查獲的數宗非法進口動物案件中，發現大量幼犬幼貓被藏匿於行李中走私入境。
這些動物往往未接種必要疫苗，存在遺傳疾病或行為問題，導致新主人面臨高昂醫療費用和情感創傷。消費者權益與動物福利在這一過程中雙雙受損。 - 執法困境：跨部門協作缺失與取證困難
打擊非法動物繁殖與交易面臨多重執法挑戰。部門權責分散是首要問題：漁農自然護理署負責動物福利，食環署管理售賣牌照，海關管制非法進口，警方處理刑事成分，地政總署跟進違反土地用途。
這種分散的職權結構導致執法行動缺乏協調與效率。非法經營者往往在一個部門調查時，以其他部門管轄範圍為由逃避責任。
取證困難同樣困擾執法工作。非法繁殖場通常設有監視系統，執法人員到達前動物已被轉移。現行法例未賦予執法人員在緊急情況下立即進入懷疑場所的權力。
2024 年，儘管有關非法繁殖場的投訴增加，但成功檢控案例寥寥無幾。舉證門檻高、調查資源有限、法律工具不足，共同導致執法效果不彰。 - 國際比較：嚴格規管模式的有效實踐
對比其他司法管轄區，香港的動物繁殖與交易規管明顯落後。新加坡的經驗尤其值得參考，該國實行嚴格的寵物繁殖與銷售許可制度。
新加坡規定所有寵物繁殖者必須獲得許可，商業銷售的犬隻必須植入微芯片、註冊並絕育（特定許可除外）。寵物店必須展示動物來源信息，違規者面臨高額罰款甚至監禁。
英國的「露西法」（Lucy’s Law）自 2020 年起實施，禁止第三方銷售幼犬幼貓，消費者必須直接從繁殖者或認可的重新安置機構獲得動物。這一措施有效打擊了不人道的繁殖場和寵物店。
澳洲多個州份實施「寵物商店僅能銷售救援動物」政策，切斷了商業繁殖與零售的直接聯繫。這些國際實踐證明，系統性改革能夠有效改善動物福利並規範市場。 - 改革路徑：構建全面監管體系的建議
面對當前困局，香港需要一套綜合性改革策略。首先應修訂《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規例》，提高寵物店發牌門檻，強制要求展示動物護理能力證明、獸醫合作協議及動物來源信息。
必須立法賦予漁農自然護理署更大執法權，包括因虐待動物定罪而吊銷貿易商牌照的權力，以及對懷疑場所的緊急進入和檢查權。
建立全港性寵物繁殖與銷售追溯系統至關重要。所有商業銷售的犬貓必須植入微芯片，記錄繁殖者、銷售商及新主人信息，形成完整追溯鏈。
借鑒英國「露西法」經驗，研究在香港禁止第三方寵物銷售的可行性，推動「繁殖者對消費者」的直接交易模式，減少中間環節的動物福利風險。
針對非法繁殖場隱蔽性強的特點，應建立跨部門聯合行動機制，整合漁農自然護理署、警方、食環署和地政總署資源，開展針對性打擊行動。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2024 年調查顯示，超過 70%的市民支持加強對寵物繁殖與銷售的規管。隨著社會對動物福利關注度提高，改革壓力持續增加。
當香港家庭迎接新寵物成員時，很少意識到這些可愛生命可能來自黑暗殘酷的環境。法律的滯後不僅縱容了非法交易，也辜負了市民對伴侶動物的愛與責任。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在動物福利規管上不應落後於國際標準。只有建立嚴格、透明、可執行的監管體系，才能確保每一隻寵物都在陽光下而非陰影中來到這個世界。